樂團發言炎上，主辦就能解約？沒侵害言論自由嗎？｜娛樂運動

日前在屏東縣政府舉辦的音樂活動「台灣祭」上，發生了意外插曲。

來自中國的搖滾樂團「回春丹」於表演前幾日，在社群平台上表示：將到「中國台灣」進行表演；此舉遭到台灣輿論強烈反彈，隨後主辦單位也宣布取消該樂團的表演。

固然「回春丹」引發了炎上，但在法律面，主辦單位是否有權因樂團發言，單方解除與樂團間的契約？這是否會產生限制言論自由的問題？未來若有類似情形，難道就隨便主辦單位了嗎？

先讓我們整理一下問題

一般來說，在這種表演活動中，至少會存在兩段法律關係，第一是主辦單位跟觀眾之間，第二是主辦單位跟表演者之間。

首先，因台灣祭是免費活動，因此觀眾即便對表演者臨時遭到更換，也較難求償。

其次，就主辦單位與表演者之間，因筆者不確定彼此的契約條款是如何約定，所以以下將回到基礎的《民法》規定，跟大家說明。

在《民法》中，跟本案較接近的，可以來看所謂「給付不能」的規定──也就是契約一方若沒辦法完成約定的工作，且追根究底「可歸責於應完成」的一方，那麼契約的另一方就能進一步解除契約，並要求對方負擔損害賠償的責任。

因此，我們可以看出，在回春丹事件中，主辦單位能否解約的關鍵有兩點：第一是「回春丹到底有無辦法登台」，以及如果答案是不行，那麼這個「沒辦法登台的問題」是不是回春丹的鍋？

就第一點來說，筆者的態度是較為保留的。在一般商業實務上，所謂「給付不能」的認定是相當嚴格的，必須是「客觀上這個給付已經沒辦法完成」才行，比如說好要賣你股票的公司消失了、或是要借你的車子撞成廢鐵了等。

如果只是「給付較為困難」或「給付的成本提高」，通常都不能算是「給付不能」。就回春丹事件來說，筆者認為在客觀上，回春丹仍然可以登台表演，只是現場可能會面臨嚴重的觀眾抗議，甚至會在滿滿的噓聲中完成表演，但要說「不能登台表演」，恐怕有點困難。

假設主辦單位能夠成功主張第一點，那麼接著就要討論更複雜的問題：給付不能是否可歸責於回春丹——因為做出「中國台灣」發言而無法進行表演，是不是回春丹的鍋？

支持主辦單位的人認為，言論自由本即有界限，像是回春丹的言論就踩到了「台灣社會的共同價值和尊嚴」，特別是台灣祭的主辦單位是台灣地方政府，更應重視台灣的國家尊嚴。

但這樣的說法是有疑慮的。先不論「當地社會的共同價值和尊嚴」到底該如何證明？易地而處，如果是台灣藝人因支持台灣獨立而被中國主辦單位取消、或是支持 LGBTQ+ 權益的樂團，在風氣保守的地區被主辦單位取消（如 2023 年 8 月著名的 The 1975 事件），又該如何看待？

同樣是「踩到了當地社會的共同價值和尊嚴」，台灣祭主辦單位的支持者，恐怕不見得會支持上述兩種情境的主辦單位。

對此，筆者提出兩個思考點，第一是「發表言論是否適於事前已知的發表場合」，第二是延伸所謂「當地社會的共同價值和尊嚴」的看法，進一步探討不同個案中「當地社會的共同價值和尊嚴」是否值得尊重。

讓「順利完成約定的表演」是指標

首先，就「言論是否適於發表場合」而言，筆者認為，既然這是早已敲定的商業演出，表演者對於自己登場的舞台應具備基本認知，並且也有了解的義務。

基於這份認知，表演者應該對「什麼話能講」、「什麼話不能講」、甚至「什麼話講了會影響主辦單位」有判斷能力。這一方面，是雙方契約能順利履行的基礎；另一方面，也是對主辦單位的尊重。

試想，今日一名為 B 球隊球迷的歌手，受邀在 B 棒球隊慶功場合演出，卻在表演前公開表示 A 棒球隊是更強的球隊，引發 B 隊球迷反彈——沒錯，該名歌手原本確有主張「A 球隊比較好」的言論自由，但既然答應了在 B 球隊的慶功演出，至少應在這份工作結束前尊重一下主辦單位，再怎麼樣也不能做出這種跟表演場合針鋒相對的發言。

基於上述考量，如表演者類似發言，將導致原定表演無法順利進行，那就可以主張是「發言者的問題」也就能進一步針對給付不能來解約或求償。從過去的類似事件來看，如上面提到的 The 1975 事件，該樂團在事後也面對了主辦單位 200萬 歐元的鉅額求償。

其次，樂團有尊重「當地社會的共同價值」的必要嗎？回春丹的「中國台灣」發言，與「台灣不屬於中國」的概念，到底孰輕孰重？

雖然外觀上兩者都是典型的「政治性言論」，但追根究底，其實兩者本質上相當不同。這是因為我們若仔細拆解就可發現，前者的意涵是「『你』應該是我們的」，後者則是「『我』不是你們的」。

也就是說，「中國台灣」背後的潛台詞其實是「我可以決定你是誰」，而與之相對的「台灣不屬於中國」則是「我才可以決定我是誰，不是你」，這其實就是民主、人權、甚至民族自決等觀念的核心要素之一——我的事務由我決定。

這也讓「中國台灣」跟「台灣不屬於中國」看似是針對同一命題的不同主張，但其實不能等量齊觀。若將這兩個主張化約為「相反主張」，其實是一種刻意忽略背後潛台詞的操作手段。

因此，筆者認為，在回春丹事件中，所謂「中國台灣論」的言論，跟「台灣不屬於中國」的社會共識及共同價值相較起來，較不具備更值得保護的地位。

主辦單位與表演者，也是命運共同體

除了《民法》，這邊還可借用政府言論（government speech doctrine），這個來自美國法的概念。本概念認為，若言論自由的限制，是來自政策宣導的一環；考量政府本就會對政策推動有其立場，也就容許政府不用針對觀點，保持中立，從而可以限制特定立場的言論。

比如在著名的 Rust v. Sullivan 案中，聯邦最高法院就認為：在政府出資的醫療補助計畫中，該等補助本就是為宣導特定醫療政策而生，因此就能限制參與該補助計畫的醫療人員不得討論、提議與之對立的其他醫療方式。

當然，並非政府只要出錢補助就能適用「政府言論原則」。以目前的案例來說，如果政府出資的補助計畫，目的並非宣導特定政策，那麼還是無法適用此一原則。比如在政府補助的法律服務中，由於該補助計畫的目的本身，並非宣導特定法規，因此在該補助計畫中限制討論特定法規，就被最高法院認定違憲。

在回春丹事件中，樂團當時準備登上的舞台，並不是一般的商演舞台，而是由屏東縣政府所主辦的「台灣祭」。若表演者帶著備受矚目的政治宣言登台演出，事後被解讀為台灣地方政府支持「中國台灣論」，並非不可想像。

在此特殊情況下，對比前述「政府言論原則」的概念──為免屏東縣政府對外傳達「用公家經費支持中國台灣論」的訊息，臨時取消演出確有其正當性──畢竟主辦與樂團的整體形象，讓彼此牽連為命運共同體了。

【本文作者】

宋易修

無可救藥的貓奴及中二，公法組出身，律師當一當想不開借了學貸出國唸書，現在在做律師工作還債，人生志願是能養活想實踐理想的自己。

【本文核稿】

網站主編，王鼎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