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如己意，就是司法不公？從二二八事件談「政治介入司法」？

近日民眾黨主席柯文哲遭到收押，許多支持者不願接受司法單位的決定，主張這是「司法遭政治介入」的結果。

然而，現今的司法官已有獨立的任用管道，盡力讓政治力量無法控制司法，若是與過去著名的「黨化司法」時期做對比，更可看出與現今制度的差異。

而臺灣歷史上最重大的二二八事件，正涉及一群受「黨化司法」影響的司法官參與。而本文正想透過這篇文章，來為讀者呈現「黨化司法」的真實樣貌。

介入司法的黨政

國民黨在尚未來臺前，便有「以黨治國」的政治理念，並滲透到了司法界。像是孫中山便曾提出，需審定所有目前的法律，如果有與「建國精神」違背的，都需要修改。不少官員也認為，法官本身須有國民黨籍、學習革命理論，司法考試也需檢驗考生的政治態度。

國民黨遷臺後，「黨化司法」的價值觀，也延續到了他們在臺灣的統治。

然而，臺灣從日治時期開始，約有千人曾在日本修習法律學科，臺灣人對司法獨立、需蒐證起訴的法治觀念並不陌生。接受法治教育薰陶的臺籍法官，便時常對意見相左的外省法官感到不滿──如因政治官僚壓力，起訴原因證據不足而不起訴的案子，抑或偵辦市長案子時，遭市長指派的警察，從法官手中搶走卷宗

其中最有名的當屬「員林事件」。1946 年，一名警官成為被告，法院派出法警與拘票前去拘提，該名警官卻動員大量警力傷害法警。事後警方僅簡單表示：「按照『慣例』，在拘提公務員時應該要獲得長官同意。」

從以上幾個例子，可以看見官員利用黨內的官僚體系，抗拒經過完備立法程序、具有效力的法律。行政官員干涉法院判決的力道，也毫無司法獨立的精神。此類案例的「黨化司法」，便是貫穿二二八法院判決的隱患。

戰後放寬的法官制度

1945 年，二次世界大戰來到尾聲，但因長期戰亂，政府那時就找不到適合的法官人選，於是修改《法院組織法》，開放各種寬鬆的條件。例如擔任過「薦任司法行政官 2 年以上」、「委任書記官 5 年以上」、「曾任各縣承審員 4 年以上」等職務的人，都可以入選。

雖然在二二八事件八爆發前，有好幾名臺籍法官在法院任職，但其中不少人被捲入事件當中；包括臺北的吳鴻麒陳屍南港橋下、臺中的饒維岳被指控意圖配合暴民接收法院。這些動盪，臺籍法官幾乎全都離開司法系統，而許多外省籍法官也因害怕省籍衝突而選擇離臺，一時間臺灣陷入極缺法官的困境。

這個極度缺人的狀況，讓許多連修法放寬條件都不符合的人，也能來臺擔任司法官。

這批「放寬再放寬」的法官非常年輕，年紀多在 26 到 30 歲出頭之間，他們沒有通過司法特考，背景大多是公務機構裡與法律相關的雇員。

想像一下，這些畢業不久，30 歲前後的法律人們，他們是資淺的書記官、司法行政部或臺灣省新聞處的小公務員，他們的資歷多彩繽紛、又或者可以說是七零八落，但由於人員的缺口，臺灣法院只好讓他們緊急登板救援。

他們從各種職務上被召進法庭，端坐在法庭最高的席位上向下俯瞰。左手邊是資深又愛國的檢察官、右手邊支支吾吾的被告、而被告身邊往往沒有幫忙平衡觀點的律師，而透過臨時條款任用又讓他們的工作缺乏保障，上級隨時可以用一紙公文來撤銷他們的職位。

這些專業性與自主性都匱乏不足，無法給予被告足夠的程序保障的人們，他們就是二二八事件後，執掌人民罪刑、自由，甚至是生死的地方法院法官。

來自政治或裙帶關係的高等法院

不同於地方法院中年輕茫然的公務員們，高等法院的法官則是一群完全不同的人組成。

引人注目的是，不少高等法官都跟與臺灣非常遙遠的中國「西北」、「甘肅」有關。臺南分院院長孫德耕，曾任甘肅的地方法院；刑事庭長梁恆昌，這兩位管理階層，正是在戰後從甘肅法院調來臺灣。

而當時的臺灣高等法院院長楊鵬，本身就是來自甘肅高等法院。而孫德耕在地方法院組織黨部，到處拉同事入黨，到了「黨政訓練班」受訓後，就是由楊鵬將他升到當地的高院工作。而這位頗受楊鵬提攜的下屬，來臺灣後依舊坐鎮高位，共同形成一個黨政與人際關係交織的人事網絡。

同樣來自西北的李元簇，則曾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西北行轅」。這上頭的委員長，就是掌控威權政府的強人蔣介石。在參審二二八事件不久後，他又轉任保安司令部軍法處副處長。這個軍法處，正是白色恐怖受難者等待判決時的關押地，讓他們處在生死未卜的煎熬中。

有政治工作背景的高院法官還有很多，有人的履歷中記載於抗戰期間「借經商掩護在滬（上海）進行愛國工作」。也有人強調丈夫是為國工作的情報員、自己則在黨部當了兩年半的會計。

這樣的資歷呈在履歷表上，正好可以看出當時法官們謀職升遷的重要依據。

在這批履歷表中，我們看到了更多愛黨、愛國、參軍的法官們，在更需要法學專業的高等法院，卻是由這些更可能順應政治介入的法官來判案，而他們又會作出什麼樣的判決呢？

今天的我們，聽到黨國就想到威權，聽到威權就想到重判，但在二二八事件後，事情卻不是這樣發展的。而為了解開這個謎團，我們需要認識一個人。

一紙飄洋過海的公文

丘念臺，監察院閩臺監察使兼臺灣省黨部主委，丘逢甲之子。他在 1947 年底上了一封公文，希望可以將被關押已久的涉案者迅速審結、並且從輕發落，還要保釋特定人犯出獄。

而這紙公文就在中央政府的單位間飄盪，司法行政部、國防部軍法局、國民政府軍務局都表達了意見。有人說要維護政府的威信、也有人說要拉攏臺灣的民心，隔年初蔣介石幕僚單位作了決定，同意速審、涉案不深的可以輕判、首謀重判。

隨後，這則決策往下交辦給司法行政部、國防部，再送到臺灣高院。而臺灣高院在事件後的報告書中表示這批判決「本中央寬大意旨」，快速結案並給予輕判。到了年中，高院還發文給臺南分院，請他們配合政府寬大處置的指示，不要再繼續判案，以免激起民怨。

這批進入高等法院的被告，幾乎都幸運地逃過重判的命運。幾名拿槍與政府軍交火的被告被判了三到四年，其他參與處理委員會的被告則都判處兩年以下或無罪，而每篇判決書尾端都會出現的那句「仰政府寬大德意」，明確呈現出「政治介入」的「黨化司法」。

或許我們對威權時期的司法，常會覺得那些有「黨政背景」的法官容易忽略被告的權益、任意給予重判。但在二二八事件的特殊例子中，我們卻可以看見這些被黨化的法官，忠誠的執行了中央下達的政策，給予被告從輕發落的待遇。

而這正是「黨化司法」的樣貌：這些所有「從輕發落」的待遇，與司法和法律都毫無關係，只是因為丘逢甲的兒子，往上送了一紙公文而已。

我們想要的司法

對於這些涉入案件的被告來說，政府在背後的命令，或許讓他們減輕或逃過了牢獄之災。

但這樣的幸運卻局部發生在他們個人身上。一個現代的法治國家，需要的是公正、獨立、依法進行判決的司法體系。而臺灣直到解嚴後，法界才有能力好好地追求這樣的獨立性。

在這 40 多年的努力後，我們的法官不會在履歷表上填寫黨籍、不會再送到黨校受訓、不會再有法官強調自己做了什麼「愛國工作」。現在司法官的升遷與考評與整個行政體系脫鉤、規定司法官不能擔任政黨職務、完善檢察官、律師、法官三方互相制衡的制度，也準備了完整的上訴制度。

這些努力讓單一司法人員的意見，不會有絕對的影響力。即使是有人想試圖介入司法，也能透過司法的內部修正機制改正錯誤，這是整個司法體系努力了好多年的結晶。

這篇文章回顧了二二八事件中的法律人，是為了呈現出一個真正有黨國介入的司法環境會長成什麼樣子，那所有人的命運都被上頭的一紙公文給無情左右。

反觀若因為法院的幾個裁定，不如己意，就大聲呼喊「司法不公」，那不但顯示對歷史的無知，也是對現在這些克盡職守的司法人員不公。

【本文作者】

王學儒。電子郵件：kobeshida@gmail.com

研究、教學、寫作、策展，全方位歷史工作者。就讀政大台史所，碩士論文題目為：「輕判的理由？法律價值觀與政治力影響下的二二八事件普通法院判決」。另有撰寫歷史普及文章、非虛構寫作。

【本文核稿】

網站主編，王鼎棫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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