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柏翰｜《Governing (Through) Rights》：治理權利，也透過「權利」治理

李柏翰｜《Governing (Through) Rights》：治理權利，也透過「權利」治理

這年頭「相忍為國」正流行──過勞工時制度應該相忍為國家競爭、同志情慾解放應該相忍為社會觀感、原民傳統領域應該相忍為私有財產。只要能用「撕裂社會」作為藉口攻擊爭取權利的民眾的，彷彿都是好藉口。反之，難道雇主的成本考量不是權利嗎？保守的家庭價值不是權利嗎？私人的財產累積不是權利嗎？

違反「常識」與符合「常識」的訴求之間，有誰更接近權利嗎？這個問題的一個關鍵在於，我們討論的真的是「權利」的範圍和內容嗎？還是只是被「權利」的名字包裹而迷惑了？這本書於是想問問我們，「相忍／不撕」的義務從哪裡來？在被合理化的政治妥協過程中，我們究竟是被什麼說服，而相信權利有極限？反之，我們如何分辨什麼是／不是「人權」？在台灣，人權什麼時候開始淪為政策工具，變得像髒話的？又，我們為什麼怕政治？

治理使用動名詞（govern-ing），加上了「藉由」兩旁的括號，使得這本書光是標題就耐人尋味。作者Bal Sokhi-Bulley究竟想問什麼問題：（1）透過權利來治理？（2）權利本身被治理？之前在其他研討會就曾經碰過他，是個很愛問「如何」（how）勝過於「為什麼」（why）的學者，因為他總會追問其他與會者「如何得出這樣的觀察？」

剛好有機會在現場聽Bal自己介紹他的新書《Governing (Through) Rights》，一開場他就先問：我們為何書寫？什麼時候，我們覺得不得不寫？寫給誰看？「書寫」本身是否來自一種權利，或者義務？想像中的讀者是否使自己無法暢所欲言？實際上的讀者又因此獲得什麼？作者與讀者間是否存在一種治理關係──誰治理誰？而書寫是否可能是種抵抗？

 

從這一連串的引言，他提出自己對當代「權利語言」的不滿（dissatisfaction）和拒絕（refusal）是他當時書寫的動機。在法律的論述或政府的政策中，人權逐漸「工具化」，於是它能被安置在與安全（security）、責任（responsibility）、社群（community）、國籍（nationality）等話語一起度量，然後成為「治理好壞」（good/bad governance）的衡量標準。

人權是什麼，也什麼都不是

聽起來很有道理啊，不是嗎？「安全本來不就是一種人權嗎？」「為了治安，限制那些危險的人也是剛好而已。」「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有權利就有責任啊！」「人是社會性的，所以人權的實現需要眾人的共識。」「國家才有能力保障人權！」「拿不到國籍，什麼都免談了。」於是人權越來越空泛，但也彷彿越來越限縮──人權什麼都是，也什麼都不是？最常聽見的，可能是「相忍為運動」吧！彷彿人權應該是一件可以等待、需要妥協的事務，那平心而論，你爭的不一定叫人權。

作者在書裡其實沒有走到那麼哲學的討論，而是透過三個案例來探討「權利」如何變成人人可說、人人在說，甚至連「非人類主體」（non-human subjects）都可以使用操作的語言，回過頭來進行治理社會與個人──或是說好聽一點，穩定紛亂的時局、減輕政府的負擔──諸如國家政府、超大型跨國人權NGO、區域性或國際性人權組織等，限制我們對人權的想像，讓我們誤以為人權可以「似是而非」。

關於這三類「非人類主體」，也是主流人權研究的觀察對象。Bal主要討論的是歐盟僵化、排外的人權政策（尤其關於移民、難民的部分）；少數被聯合國認可而能持續參與大大小小會議的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是如何影響我們對國際事務的關注（與不關注）；以及後柴契爾時代英國保守黨政權的「大社會」（Big Society）綱領，要求眾人「相忍為社會」，要權利先負責任。簡而言之，就是這三者如何操作「以人權為名」的論述風向。

Bal透過傅柯（Michel Foucault）「治理」（governmentality）的概念去反思「人權如何被法律（人）僵化」，<note>如果對傅柯感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江玉林老師關於《性事的歷史‧卷一：求知的意志》的導讀；或何春蕤老師【傅柯專題】第十二週的講題《Governmentality》。</note>種種「以人權為基礎」的技術如何在治理者之間互相學習、沿用、影響，並且一脈相承地移轉到主流社會、弱勢族群、沉默或抗爭的受害者所使用的語言中，不知不覺中「人權」變形且定型了。雖然我們還無法確定這是不是一件壞事，但我們至少得承認有這件事──人權的正當性正在弱化。

的確，人權在法律的框架中，成為特定且穩定的法律關係──權利人與義務人（通常專指國家），或者人權侵害案件中的受害人與加害人──而治理的視角則企圖打破如此僵化、對立的想像。這裡的「治理」是指對行為的導引（conduct of conduct），而在人權的行動中，法條或判決彷彿成了確立公式的索引，使我們產生一系列思考與討論的固定方式。形成特定公式對人權發展本身的危險在於「想像」上的限制與「實踐」上的約束。

於是我們會用固定的方式討論勞動、言論、信仰、醫療、社會保險等各式各樣的權利，而當我們越來越擅於操作這些語言，並熟練法院提供的「比例原則」或「裁量餘地」（margin of appreciation）等工具，我們也因此困在法律人所提供的人權圖景了。

抵抗治理不必然反對權利

不過，作者有提供什麼解方嗎？其實好像沒有，Bal雖然融合了傅柯的反導引（counter-conduct）──即反抗被引導的行為與思維模式──以及被統治者積極反抗違背社會契約的統治者，所能主張的抵抗權（right of resistance），然後以2011年的英格蘭騷亂和華爾街佔領為例，試圖彰顯人權樣貌與伸張形式的多元可能性。[note]我則想起了台灣的太陽花運動和香港的雨傘革命。[/note]對Bal來說，「為人權而抗爭」似乎應該是受壓迫者自發的、不惜代價且拒絕摸頭的。

即使近年來隨機應變、層出不窮的抗爭行動在世界各地發生，甚至串聯，但最後Bal卻無法立即回應在場者的提問：如何確知這種抵抗就不會被公式化、被政府收編？甚至，其訴求、形式與接受到的反饋或回應，是否真能被放在「人權」的框架中討論？抑或，它們就是在被允許的時空中──即現有人權保障框架的範圍內（因為有言論、集會自由，才得以批判、遊行）──才可能被進行的抵抗？

其實我覺得Bal論點的核心在於：在「爭取權利」這件事被政府「納入考量」後，會不會反過來變成抗爭者相互監督、要求妥協的治理手段，甚至變相成為噤聲或壓抑其他人的工具。一項權利運動從體制外進到體制內後，可能成為「治理」的一部分，進而該抗爭的後座力，此時，政府甚至毋須當壞人（被抗爭的對象），反正抗爭者們彼此會開始相互制約、撕扯。

其實傅柯1984年在聯合國發表的演講《對抗政府：人權》（Confronting Governments: Human Rights）時，就已經提醒我們：身為「被統治者群體」（community of the governed）的一份子，我們都應謹慎看待任何想引導我們憤恨、冷漠、排斥情緒的企圖，並且應當隨時檢視濫權者（包括政府）各種虛與委蛇的回應，因為：

人們的痛苦從來都不應該是政策沉默的殘餘後果。[note]The suffering of men must never be a silent residue of policy.[/note]

事實上，關於當代人權的批評非常多──包括儀式化、指標化等等，而等不及要華麗批判它的學者也如過江之鯽（雖然像Bal這樣純法律背景的人不多）。即便如此，人權將會／應該走向何方沒人敢說，既說不準也無法描述，因其法典化本身就是一個偶然的歷史產物；不過，要是如同哈佛法學院教授Samuel Moyn所主張的，人權可能是人類社會「最後一個烏托邦」（last utopia）怎麼辦？

會後，我忍不住走向剛拿起酒杯的他，好奇地問：關於「非人類主體」把人權玩壞的批評已經聽過很多，但其他零散、偶發、去中心化的組織或行動，縱然無法以現有的名稱歸類他們，我們又何以確知他們是出於「人權意識」而非其他「以人權為名」的行為導引呢？他皺著眉說，「人權，只不過是一個名字。」而我也忍不住追問：我們如何能得出這樣的觀察？

當「人權（法）」全面主宰新世界的價值系統時，人權的絕對性與最高性將可能面臨其他挑戰而更岌岌可危，屆時我們是否還找得到其他的替代品？悲觀之餘，我寧願相信Bal透過這本書想提醒我們的，其實更貼近於另一個哲學家德勒茲（Gilles Deleuze）在1996年接受採訪時的斷言：

沒有人權這種東西，人們只有生活，也只有攸關生活的權利，而每個人的生活都不盡相同。[note]There are no human rights, there is life, and there are life rights. Only life goes case by case.[/note]

或許，人權，只不過是一個名稱而已。不讓它反過頭來限制我們的想像、化約我們的行動，就是小心看待它每次被使用的方式。不提及人權的，或許最接近人權的真諦；而「以人權為名」的，則不一定與人權有關。不迷信，才能真正感受它──人權如此，許多抽象的規範價值亦然。

Governing (Through) Rights的簡介

出於一種對「權利」不滿而批判的態度，本書的核心前提是「權利是治理的技術」。權利是一種規訓的話語，而這種話語透過治理的策略和技巧，因而透過權利形成治理的手段。這本書欲探究──或彌合，若可能的話──批判理論與人權法之間的分歧，因此透過「權利」，檢驗不同層次非國家實體的的話語與行動，並探討「權利」如何規範對「良善治理」想像和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