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棫｜領取社會救助，好難！

王鼎棫｜領取社會救助，好難！

《世界人權宣言》第25條：「人人有權享受為維持他本人和家屬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準。」

林全院長粉專首篇文章（2016年8月20日），曾語重心長的表示：「一個現代化的國家或社會 ，每個人都是珍貴的，而每一位國民都是政府的寶貝，政府在施政時都應該要做好妥善的考量，讓人民獲得最好的照顧。」此言看似高不可攀，句句卻都是 《憲法》生存權規定及《世界人權宣言》等國際規範，早就言明的要求。長期關心社福議題的臺灣貧困者扶助協會，在去年八月的聲明，也對此表示由衷的期待，並趁機對社會救助申請的種種窠臼，提出修法倡議。本文站在大力讚聲的角度，要來為讀者拆解這個，關乎你我的重要議題！

 

 

簡單來說，社會安全網正是以《社會救助法》等建制為基礎，提供各式人力或物質協助，使貧困者脫離危機。而政府若能確實依法為貧困者建構完整的社會安全網，提供生活補助、租屋補助，結合就業輔導、生活諮商、法律扶助等支柱，則百萬貧困人口將有機會免於淪落為社會邊緣人，免於街頭流離失所，免於掉入犯罪者或慢性精神病患的循環，整個社會群體也能互利共生！

社會連帶，串起你和我

可是有人會說，少數人民挨餓受凍，也不是我所造成的，為何由我繳較高的稅，來為那些貧困者提供救助？這邊要談的，就是那看不見卻依舊存在的「社會連帶」。

社會上，常見許多由特定共同資格（如血緣、地緣或職業）所組成的宗親會、同鄉會或工會，由於共同條件所帶來的凝聚力，使成員在彼此有困難之際，願意互相扶持。在扶持的過程中，不免慢慢認知個人並非孤立於團體之中，必須學習與他人互相依存，才得規避各種可能生活風險。

所以「扶持」不僅出自「利益他人」的動機，深層來說更是期待他人：將來有天我若出事，大家能夠給予救濟！而社會上，是否有那些超越特定共同資格的凝聚呢？是的，就是「捐血」，那些捐出去的血，一滴都不會拿來自用，而是捐給其他有需要的人；而他人也正是在相同盼望下，挽袖捐血，在未來捐給有需要的你。

總的來說，在社福資源有限性的前提下，若僅一味強調給付平等，人與人之間將產生相互競爭或強烈剝奪的心態；反觀，若能催化社會大眾，彼此連帶所生之凝聚感，心態也較容易平衡─因為大家會認知到，將來的某一日，我也能透過制度，從他人那裡分享生活所需。而這樣如此串聯，進而互相照顧的狀態，就是「社會連帶」。

讓人不禁卻步的救助申請

《社會救助法》第4條規定，當申請人家庭總收入除以家庭人口，得出每人每月平均收入高於最低生活費時，就不能領取社會救助。可是問題在於：同法第5條，在畫列誰可以認作家庭成員，還有收入計算的規定，似乎與社會現實脫節而過於寬泛。讓有需要的申請人，往往無法取得幫助，社會單位也苦於依法行政，難以有效伸出援手。

一、家庭成員的劃定不符生活現況？

在社會中，個人多以組成家庭的方式，來經營生活。也就是說，有關生計維持，是由多人組成共同單位，或在外賺取所得，或在內承擔庶務，互相滿足彼此需求。所以在資力審查上，應該以「生計共同體」為準（看是否同睡一個屋簷下，同吃一鍋飯），而非「形式戶籍」為計算單位。故當國家確認生計共同體，已陷入供需失衡而無法自給自足之際，就應盡速提供支援，使其重新回到能夠自我滿足的狀況。

而當我們拿上面概念回顧社會救助法，就可發現一些不通情理之處。例如只要沒有離婚，一律將配偶劃歸同一家庭成員；可是那些受到家庭暴力或遺棄的另一半，顯然無法期待能從加害方，取得完整照顧。此外，現代社會中，常見因就業、求學等原因，產生所謂「籍在人不在」的情形；而那些離開家鄉，前往異地奮鬥的成年子女，在歷經歲月洗滌，往往與父母或兄弟姊妹分居二地，各自經營家庭，在日常生活中並未同財共居，卻也因實務運作卻，彼此算入家庭成員。最後，那些傷害我們或遠水救不了近火的人們，都有可能算進了家庭人口，增添我們申請救助的難度。

 

二、收入的擬算忽略市場運作？

所謂擬算，是指當申請人收入莫名過低、未能證明收入或未能就業，就要接受「工作收入的擬算」（用一定標準假裝你擁有這麼多的收入）。此立法目的在於，促使申請人能認真投入工作。所以我們可以說，擬算工作收入之前提在於：只要有心，人人都可找到薪資不錯的工作；可是瑞凡，這種措施根本漠視「工作薪資過低」還有「工作機會的排擠」。

首先，就薪資品質而言，根據研究，多數低收入戶是由於不可歸責於自身的因素而落入貧窮，且有工作能力的貧困者，多有意願工作，而僅因工作薪資不佳，導致拼了命也無法自力更生，就是俗稱的「工作貧窮」。

受到全球化及企業競爭的影響，業者為了尋找生產成本最低的地方，會在全球範圍內遊走。這也讓我國勞動市場逐漸向雇主傾斜，比較「便宜好用」的「非典型就業者」（諸如部分工時、臨時性工作、派遣工作等）的人數開始上升，而該等工作者往往受到較高程度的剝削（低薪並欠缺勞動保障），讓他們無法累積足夠資產，應付生活所需（註）

 

其次，在擬算收入的時候，根本忽略身心障礙者在臺灣產業結構變遷中，是相當弱勢的。回首以前，臺灣是以製造業為主，且技術層次不高，並未出現結構性失業問題，除受國際能源危機影響，導致一度升高至2.91%之外，其餘均維持在2%以下之穩定水準。

後來受到全球化及經濟不景氣之影響，製造業之廠商大舉出走，導致臺灣現有空缺之工作職位緊縮，失業率大增，是一般人或更廉價的外籍勞工，便來排擠原先身心障礙者所能從事的工作。又配合產業轉型，使勞力密集產業轉為科技密集產業，使高技術與低技術工作者之差距擴大，就業門檻一下拉高許多─這對原本教育之路受阻的身心障礙者，更是雪上加霜。

觀諸內政部100 年所作的「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各項需求評估調查結果摘要分析」，身心障礙者之教育程度以「國小」占 29.34%最多，「高中、高職」占 22.28%次之，再其次是「國(初)中」占 18.71%；概括來說， 15 歲以上身心障礙者的學歷在「國(初)中及以下」者達 65.10%，明顯高於一般民眾的 29.49%，顯示身心障礙者的教育之路，相比一般民眾更加辛苦，讓其更難跨越需要高技術的就業門檻。

更別說身心障礙者由於先天不便，工作場合中常需設置各種無障礙措施加以配合，可對一分錢一分計較的台灣雇主來說，此番工程需投下許多成本，似乎又不具任何期待可能性，也加深了身心障礙者的就業困難，進一步逼迫其面臨救助的風險。

脫掉救助意識形態的包袱

不知大家有沒有想過：家庭成員的劃定，虛擬收入的計算，這麼不好，為何卻乏人改善？除了沒有選票外，規定背後的意識形態的作祟，更是那個說不出名字的影武者。也就是說，藉由給付提供，促使受助者等社會成員能遵從社會規範，達成「社會控制」。

以臺灣過往發展為例，社會救助制度除承擔救助任務外，更會施予品行控管，帶有強烈的道德控制色彩（諸如工作態度、孝道文化與家庭責任、善良風俗等），並附有消除社會不安等作用。在已廢止的舊社會救助法中，就規定曾經從事不良行業的婦女或懶惰成習無正當職業的遊民，應施予智識及技能訓練，充分展現執政者將部分人民，視為社會危害的潛在因素。

正因我國政府多將貧窮歸究於個人不努力，忽略社會結構等重要因素，讓受救助者僅是國家大發慈悲，甚或想要改造的救濟對象，所以高聳的扶助門檻，還有偏低的給付水準，讓貧困者難以脫離苦痛的循環，也就不意外了。此般措施，無疑徹底忽略憲法或國際規範對於人民生存的保障，更替低收入戶蓋上「逃避自力更生」的烙印，嚴重傷害其自尊。

當時，立法者若能另外再多看一眼釋字第485 號，也許今日制度會有另番風景，該號表示：

鑒於國家資源有限，有關社會政策之立法，必須考量國家之經濟及財政狀況，依資源有效利用之原則，注意與一般國民間之平等關係，就福利資源為妥善之分配，並應斟酌受益人之財力、收入、家計負擔及須照顧之必要性妥為規定，不得僅以受益人之特定職位或身分作為區別對待之唯一依據；關於給付方式及額度之規定，亦應力求與受益人之基本生活需求相當，不得超過達成目的所需必要限度而給予明顯過度之照顧。

簡單來說，前述內容不僅強調對於社福資源應有效利用，更在闡明國家有義務滿足「人民之基本生活」！

 

 

註：若以派遣工作者為例，根據勞動部於2005 年之「職類別薪資調查」，要派企業在使用十種職業類別之派遣勞工時，派遣員工所獲得之月平均薪資，即比同職業正職員工之月平均薪資者低；甚者，部分雇主更會因身心障礙者勞動力未達預期，而給予較低薪資，該等為保工作，往往忍氣脫聲，使同工不同酬之情形，愈發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