覺得「廢死該聽民意」之前？先聽聽民意怎麼說？｜公共倡議

輿論民調上，台灣人總是高舉支持死刑的大旗。六年前（2018 年），屏東的勝利新村，我們一群人從台北浩浩蕩蕩，扛著便利貼和海報紙，在沒有冷氣的老房子裡，培訓了無數次、試驗了一整年，企圖將不落入僵化也不過於發散的「死刑替代方案與配套措施」討論模型，呱呱落地。

如果民眾不只會勾選是非題，而能集思廣益好好分析利弊，那麼挺死的大旗還會持續聳立嗎？

速寫各地審議的圖像

某日的下午過去，海報畫滿符號，寫滿文字，做足了數位紀錄，我們前往嘉義的獨立書店，檢討了行政和審議操作的細節，在書店老闆家裡睡過一晚。起床後，就是繼續帶領討論，繼續開啟這一道，很難抱持著「希望感」去討論的課題。

嘉義結束，就是高雄。社區大學總在很多時候，扮演了提供場地與動員宣傳的協力角色。接著的台南也是。

此前一年，我們演練，每一縣市難得的討論，必須有表格，必須有框架，必須讓願意參與一整個下午討論的人，不管他是出自何種心情來到這，他都要擁有絕對發言的自由，好好抒發生命經驗。其後，我們便要把想法分群（grouping），盡可能收攏概念，而不至粗暴歸類。

我們也禮貌探詢：如果不同意見的雙方，或者多方，對於罪和罰，沒有共識，能不能至少，積極聆聽彼此。

南部四場結束後，還有好多場，每一次我們也都浩浩蕩蕩，背著沈重的議題手冊，聊表謝意的小紀念品，以及透明資料夾裡的簽到表，還有我們每一個人各司其職地，傳簡訊、打電話提醒參與者要記得出席，不斷提醒現場來賓，討論規則跟流程設計的用意，以照顧每一個願意在週末花整個下午，無償來討論公共議題的人。

我記得，新竹跟竹北各辦了一場暖身活動、讀書會與放映會。我記得苗栗與雲林的文史空間，南投與桃園的書店，基隆的龍安街，彰化的永華街，花蓮與台東，永和的學校場地與台中的透天厝一樓。那些空間與身影，都烙印在腦海，彷彿隨時就能觸及。

我記得，總要找個律師或法官等專家角色。通常他們本來就在該縣市活動的夥伴；他們在現場並不主動發言，只在與會者需要釐清概念的關鍵時機才派上用場。我記得搭車與走路，每到一個地方就要徵詢美食，冰涼的飲料。我記得，每一次，都覺得還有很多地方可以做得更好。但是，因為台灣沒有人做得夠多，所以就算我們的作法不夠理想，也得從容上場。

審議過程，不是聊天就能了事

我們的夥伴在每個階段的討論開始前，都會先花一點時間簡報「基礎知識」；例如，你知道死刑執行的確切流程是什麼嗎？你知道究竟是哪些人在真正關注（不是指在社群媒體投以便宜的一兩句加油或保重）並投放資源予受害者家屬嗎？你知道重大刑案與再犯率的資料樣貌，以及監獄和你我之間的關係嗎？

提供這一段使其充分知情（well-informed）的簡報內容，每一次都是檢討後更進化，更新數據再嘗試更精確地傳達。陌生的人們，真的就這樣一個一個在不同縣市裡出現了，聽了簡報，來來回回，議論起來了。

其中，有從未參加「公民審議」過的人，有因一種義憤之情而來理論的人，有因好奇而來談談看，或者來發表質問的人；或有捍衛死刑的民眾確實激動，但並不像社群媒體上那樣喊殺喊打般兇猛，或有所謂天真理想的廢死支持者，卻彼此對替代方案的意見大相逕庭。

要等到這套討論模式，走了全台灣這一輪，我才能試著回答，什麼才叫做「好的討論」。好，是做出來，不是談出來的。如果有人問我審議與倡議的張力。如果有人問我，理念與務實。如果有人問我是否相信，「公民社會」這一詞彙，我能說我確實親身經歷，每一個縣市的會談場景──我們就是拉了桌子，擺了椅子，坐了下來，一起度過四個小時。

為什麼要這麼奔波？

在每一個縣市的四小時，我們所有人，都不為什麼功利目的，只想談論議題。整個計畫能夠辦完，便是依賴那些平時與死刑議題幾乎無關，卻願意信任並邀請人們思辨的組織工作者。

當然，我們所做的內容，就是在「談」；但是，要去做出那個「能談的場子」，就得要扛著或多或少的物質，與這樣的人和那樣的人，花上時間，敢於持續將自己的身體放置在並不舒適的情境裡，跟想法不一樣、卻同處在一個島上生活的人們，互相交付（哪怕只是四個小時的真心）。

在那龐雜的對話脈絡中，我有一點特別印象深刻。那或許不是司法上多麼專業的深度探討，卻讓彼此試圖同理共情，模擬己身遭遇事件的角色扮演。

那就是在很多場次，都有人問到「被害者家屬能不能參與（量刑的）決定」，也都有人續問：「可是，讓受害者去判人死刑，讓他們背負這個壓力，公平嗎？」

這串議題開展，只有在澎湖那場，有人接下去說了這句：「如果真的要判出人命，那麼這就是他（受害者）要承擔的重量。」所以其實，不只是死刑，不只是犯罪與懲罰，也是責任的承擔──之於國家，之於個人，之於集體共同扛起的可能性，關乎我們心智能否誠實交出，足以共擔重量；或者我們能否，至少想像一番。

於是我才明白，即使設計了貫穿數十場審議活動的討論框架，盡可能結構化、概念化所有的爭點與討論細節，每一場次，仍都是獨特而不可取代。每人的生命經驗與議題表態，都是奠基於當下的信任。如果這是民意，民意能不能顯化為複雜的光譜，而不只是兩分法的選項。詞彙能不能，也像我們一樣，落地到每一個共同體萌芽的地方。

對於整個社會而言，無論選擇了「支持」或「反對」；就算只是翻開了討論的第一頁。其後的每一頁，都是我們現代繁忙的每個人，暫時不願想起的永存課題；犯罪的預防，是逼近而無法達到的理念；加害人或被害人也沒有單一的樣貌；監獄的場合雖總是令人想別過頭去，不願看見。死刑與那些概念的成立，總是直接或間接有關係；終究，還是要做出決定的。

即使如此，是否還能想像，每一個週末，都有一個四小時，在某一個特定的縣市，可以安心而不至於鬆懈地，談論我們之間的差異？

討論死刑一定只能是文青的事嗎？

說到這裡，究竟這篇文章裡面一直在講的「我們」是誰呢？將司法與實務現況做轉譯，花費不成比例的時間金錢資源，去投入一場又一場的討論活動。這樣的「我們」，當然其實可以是每個人與團體。

實際上，從六年前發生的這一切，直到現在，無數次艱難而冗長，複雜而激動的探討，都不斷在我這篇文章提及的種種場景中反覆發生。這都是由社會裡的穩定少數，被認為邪惡矯情、隨時會被出征的「廢除死刑推動聯盟」，找上「我」協助去設計流程及主持討論。

正因是這個聯盟邀約，所以我們優先順序最高的事情是：希望在這未來四小時中，大家可以忍受「與和我不同意見的人共處的不舒服」至活動的最後，而不至於拳打腳踢，拍桌離席；甚至在這四個小時之後，可以稍微逼近一點，讓來的人，能夠想像，選舉之外，所謂民主，深化到日常的樣貌。

在這個過程裡，我逐漸消融於「我們」了。因為對我來說，廢死聯盟不是廢死聯盟，是「扛著最難的課題，要大家多理解一點，多討論一些，一起明白這件事真的很難，但我們都想要一個更安全的社會的這一點其實有共識，所以請忍耐彼此有不同意見，還是聽聽看對方說什麼吧」的聯盟。

我的名字從未印製在廢死聯盟的名片上，我只是一個執行所謂（如果姑且給一個名字）公民審議活動的天真仔。在我實踐工作的幾年內，卻總是由社會上名聲最壞的這一群人，發起並支撐這樣的行動，讓我不得不相信，討論是會有意義的。

每一場次，最後一張請大家寫下的便利貼，是「經過這四個小時的討論，你是否有產生一些原本沒有的想法？甚至改變了原本的想法？為什麼？」並自行貼到海報紙上。我們不是嚴謹的學術計畫，雖有設計前測與後側，但並不強求每一個來到場的人非得表態不可、非得限縮選項不可。

但透過歸納，「偏好改變」確實在發生，且與既有學術研究成果方向大致吻合。

我不是搜尋引擎，閱歷也不可謂豐富，只想重述這樣一個場景，以表達我個人經歷的「關於死刑的討論」（這裡所謂的討論係指有達到知情討論，且充分聆聽不同觀點，並做成紀錄；堪稱質量兼具的討論，而非社群媒體或飯後茶餘）——因為今年 4 月 23 日的憲法法庭言詞辯論，有人說起：台灣民眾對於死刑的討論，是前述言辯的那一天，才算開始。

對我來說，台灣民眾有關於「死刑存廢、死刑替代方案，如無期徒刑或終身監禁等可行性，及民眾為何在意這些、預防犯罪的根源，是小至書店跟社大能做些什麼、監獄措施何以及如何改善、被害人權益究竟能如何被確保」的討論，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

它是發生在 2018 年 5 月 19 日星期六下午兩點半，在勝利新村，沒有冷氣，但很通風；像是廢死這一題，條件克難，卻可以忍受。

那時候，台灣社會剛開始經歷，有關全國性公民投票的正反激化過程，惶惶不安的站隊及家庭等人際關係的緊張，勝敗分明的敵我廝殺氣氛；有一個人，卻是在那時推了我坑，跟我說「之所以想找你做這件事，不只是為了廢除死刑，也是因為，如果連死刑都可以被這樣好好討論，那台灣什麼事情都可以好好討論了。」

如果我們的憲法要保障一個有前景的社會，打造成有能力自我修正的民主國家，我又天真了起來在想：是不是應該要連同這些，難以用線性語言企及的複雜系統，一起納入實作，就算很難也沒關係。

因為好是做出來，不是談出來的。

【本文作者】

許恩恩。著有小說《變成的人》（木馬出版）；齊想創造工作室共同創辦人。

【本文核稿】

網站主編，王鼎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