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見長照殺人！該修法減輕照顧者的刑責嗎？｜公共倡議

你聽過「長照殺人」這個詞彙嗎？

如今（2023）年初的媒體報導，一位婦人疑似不勘長期照顧壓力，以榔頭攻擊洗腎丈夫頭部導致對方死亡，一審法官依刑法殺人罪判刑二年八個月；上訴後，二審法官認為，婦人自首且因照顧丈夫與孫子，心力交瘁，犯案後也飽受身心靈折磨，撤銷原判決，改判二年刑期，緩刑五年。

類似這樣的現象，不斷出現在輿論畫面之中，這是因為許多家屬不堪長期照料失能家人的經濟負擔及心理壓力，選擇走上極端之路，殺害原本心愛的家人。

考量案件量不斷攀升，法務部目前正在研擬修法，希望就長照衍生的殺人案件，適度鬆綁照顧者的法律責任。然而目前刑度是否過重？是否真的有必要修法？這樣的修法如果通過，是否真的對長期照顧的發展有正面影響？

目前長照殺人有何刑責？

第一，如果照顧者在第一時間有向警察機關自首，就會符合自首減刑要件。

第二，照顧者的生活狀況，若足以讓一般人感到情有可原、足以寬恕的話，法官也可依法酌量減輕原本該有的刑度（另見註一。此時，照護者已符合兩種以上的減刑要件，依法可以合併減輕）。

第三，要注意，殺人罪的法定刑是「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因此若要有計算減刑額度的話：從最低刑度的十年來算，這樣依法最多只能減至二年六個月（計算式：120個月 ÷ 2 ÷ 2 = 30個月），也就無法讓刑度低於24個月，進而啟動緩刑；照護者還是會面臨入監服刑的命運。

第四，除非，照顧者在長年照護下，已對精神狀態產生影響，並且在犯下殺人罪時的精神狀態，已無法輕易辨識該行為合法與否，甚至控制自身行為，依法就能再減輕加害人的刑度，啟動後續的緩刑。

長照殺人的刑責是否過重？

如果可以減刑，那還有修法的必要嗎？簡單說，從典型長照殺人的行為模式來看，不一定有處罰的必要。

回顧制定刑罰的初衷，立法時主要需考量殺人行為的「反社會倫理程度」、「社會危險性」及「刑罰是不是處罰行為人的最後手段」，並且也要考量預防犯罪的可能性。綜合考量後，本文認為，對於典型長照殺人案的加害者發動刑罰，非常難達到處罰犯罪者，並矯正犯罪行為的目的。

這是因為，對於案件當事人來說，就算知道殺害親人違反社會倫理與法律規範，但仍然難以改變長年照護累積的負面想法；並在到達臨界點後，照顧者也容易失去對自身行為的控制而犯下過錯。

所以，是否有再對這類人執行刑罰並於監獄內施以教化矯正的必要（註二）？行為人所犯的罪與應受的刑責是否相當？是否符合社會人民的法感情？這些判斷往往產生極大的爭議，對於審判的法官而言，更是一大考驗。然而，接受審判的，絕不僅是加害者，同時也是我國長期照顧制度的好與壞。

降低啟動「緩刑」的門檻

原本要啟動緩刑，必須被告獲判「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的宣告」，而修法預計改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的宣告」。這樣一來，若發生長照殺人案件，加害人只要能符合刑法裡面種種的減刑規定，則更有機會獲得緩刑（註三）。

降低「緩起訴」的門檻

現行《刑事訴訟法》規定，做出緩起訴的條件是「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但殺人罪最低刑度為十年，顯然無法套用。 因此，本次修法將增訂「比照」的規定，若「被告符合法定減刑事由，而得處未滿三年的有期徒刑」就能套用緩起訴的效果。這也賦予檢察官，給予照顧者「緩起訴處分」的機會（註四）。

就長照殺人案件，獨立訂定刑度較輕的處罰規定

現行《刑法》對於特殊情況的殺人行為，設有刑度減輕的特別規定，例如「義憤殺人罪」及「生母殺嬰罪」。

法務部則提案，可以參考「生母殺嬰罪」，為照顧者量身打造條文──將加害者限縮在「直系血親、直系姻親或配偶」，而且加害行為必須出於「因不得已之事由，於長期照護後」的特殊情境，才能適用減輕較輕之刑度（註五）。

我也同意這樣上述的種種做法。因為考慮到長照殺人案件中，一般照顧者多半年事已高，長期身心受到煎熬，是否仍能合理期待他們能做出合乎法律的行為？所以如果要明確讓法官得以充分衡量加害者的心理狀態，確實有必要用法律直接把刑事責任減輕，並放寬刑事程序的束縛。

預防終究勝於處罰

長照殺人的案件，反映出來的是社會的長照體系不足，政府無法建構足以支撐照顧老年人的責任與系統，只能放任個別家庭自行處理。

種種「長照悲歌」的根源，還是因為長照服務的資源有限，而且多數悲歌都發生在重度失能家庭，該如何防範照顧途中出現犯罪行為，才是首要的考量。

若我們持續放任照顧者自行吸收所有挫折感，當這些有形無形的壓力轉換成說不出口的負擔，壓抑在內心中不知道何時會爆炸，下一個悲歌將永無止休。

反觀，如果照顧者可以接觸外界協助如社會津貼、長照服務、里長關懷、社區照顧資訊等，都可以減緩照顧者面對長期照顧的不安。此外，社會大眾若能適度給予同理心以及安慰，也是照顧者能繼續撐下去的最大動力，甚至在最後時刻成為擋住照顧者殺人的關鍵心防。大家一定不能忘記：刑事責任的修正，只能在最末端彌補刑罰過重的問題，而不能預防這種案件的發生！

【本文作者】

李侑宸

政大研究所畢，執業律師

【本文核稿】

網站主編，王鼎棫

註腳

註一：《刑法》第275條，還有所謂「加工自殺罪」。本條最重要的要件，是受到被害者的吩咐或承諾，並由被害人直接、主動、明確、真誠的表示請加害者結束他的生命。不過有問題的是，在被照護者已經處於不能明確表達意思的狀態下，法院也難以認定被害人是出於明確且真誠的同意。而最常出現的一種情況是：如果加害者，因為受到被照護者的吩咐進而殺害被照護者後，自己也隨之自殺；在自殺沒有成功的前提下，也可以依照同條第三項的規定，適用同法第25條的「未遂減輕」效果。這時，法官在考量減刑事由後，就有機會給予照護者緩刑的處分。

註二：日本京都伏見殺害癡呆症母親的長照殺人案件，是最為人知的長照悲歌，甚至曾被日本電視劇翻拍。故事講述，加害人從全心全意的照顧母親，逐漸力不從心，到最後的陷入走投無路境遇──這也讓法官、檢方、獄警動容哽咽，法庭陷入寂靜。加害者曾提到：「加害者想盡可能的不給他人添麻煩，努力生活下去，那麼必須捨棄掉自己所擁有的東西。但如果自己也走到極限，那麼除了捨棄生命之外就別無他法了」。

註三：不過法院是否會宣告緩刑，涉及到法院專業的量刑判斷。審理事實審案件的法院，得依照職權、自由裁量，這都是具體案件的不確定性因素。

註四：不過，這也會連帶讓其他符合減刑事由的案件一併受惠。例如《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的行賄罪等，也有可能一併取得緩起訴處分，影響層面十分廣泛。

註五：若增訂「不得已的事由」，就會要求審判者考慮到照護者的特殊身份關係、長年照護者的心理狀態、期待可能性，以及避免照護者做出傷害被照護者生命的可能性，再依照刑法第57條規定，以照護者的責任為基礎，考慮一切犯罪情狀、犯罪動機及目的、犯罪時所受刺激、犯罪手段、違反義務的程度等相關事項，給予減輕照護者刑事責任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