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迫害新疆人權！聯合國報告快評：揭露依法治國的滿紙荒唐｜國際瞭望

中共迫害新疆人權！聯合國報告快評：揭露依法治國的滿紙荒唐｜黃哲融

本文作者：黃哲融，東吳大學國際法組碩士。

 

2022年8月31日，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OHCHR）高級專員巴舍萊（Michelle Bachelet），終於在卸任前公布延宕已久的《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權關切問題評估報告》（簡稱《新疆報告》）。

這份報告的影響，猶如許多倡議人士的心聲：聯合國終於正式認證中國政府在新疆的罪行，像是針對維吾爾等穆斯林少數族群犯下包括監禁、性侵、強迫勞動和強制絕育等惡劣行徑，並認為中國政府此舉可能已經構成危害人類罪（crime against humanity）；此一同時，筆者認為這份報告的意義，更在於向世人證明法治的重要性。

法治的意義，在於師出有名且行為有度

這幾年來，中國面對新疆人權問題的指控，無論來自國際人權組織或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乃至OHCHR的《新疆報告》，均以「惡意歪曲抹黑」、「假消息研究」、「反華勢力的陰謀」、「鬧劇」與「干涉中國主權和內政」等政治性語言駁斥，並不斷強調中國政府是為了打擊暴力恐怖犯罪，積極探索預防性反恐和去極端化，才在新疆採取系列措施，包括建立「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簡稱「教培中心」）──總總行為都具有正當性。

誠然，新疆地區長期以來，因為維吾爾等其他以穆斯林為主的少數民族，其與漢族之間存在族群、宗教文化與意識型態上的嚴重對立，導致社會暴力事件頻繁發生；加上想在新疆建立「伊斯蘭國」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東伊運），在中國境內和中亞多國發動多起暴力恐怖活動，使中國政府有正當理由以「反恐怖主義」和「去極端化」，維護國家主權、保障新疆地區乃至全中國人民的權利。

不過哪怕有再多正當理由，國家都必須依法而治。正如《新疆報告》雖然從始至終都沒有指控中國「反恐怖主義」和「去極端化」目的的正當性，但強調國家採取打擊恐怖主義和暴力極端主義的措施，都必須以尊重人權和法治（rule of law）為基礎，而中國政府所建立的「反恐怖主義法律體系」明顯不符合法治要求。

法治，如文義之意，即依法而治，是構成現代社會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也是現代民主國家行使權力的正當基礎。然而，一個國家是否能確實宣稱自己為「法治國」，至少要能避免政府恣意專斷。

以此出發，可以發現儘管中國為了在預防和懲罰恐怖主義，有明文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恐怖主義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恐怖主義法〉辦法》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去極端化條例》等法律依據，並有《關於辦理暴力恐怖和宗教極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和《關於進一步依法治理非法宗教活動、遏制宗教極端思想滲透工作的若干指導意見（試行）》等文件作為政府工作的指導意見。

乍看前述規範，好像都能讓中國政府依法行政，然而《新疆報告》指出那些法規和指導原則，不僅無法避免中國政府的恣意專斷，反而成為任意歧視和侵害新疆少數族群人權的形式依據。毋寧，這就是可以宣稱自己合法的遮羞布。

其中主要的原因，就在於中國的法律不符合法治的實質要求，不僅對於「恐怖主義」和「極端化」的定義和適用範圍設計模糊，反恐怖主義等機構權力也過大而難受約束，以下就逐一說明。

「恐怖主義」和「極端化」的定義和適用範圍不明確

關於恐怖主義，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恐怖主義法》是指：通過暴力、破壞、恐嚇等手段，制造社會恐慌、危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財產，或者脅迫國家機關、國際組織，以實現其政治、意識形態等目的的主張和行為。

同法雖然嘗試具體舉例什麼是恐怖活動，像是：（一）組織、策劃、准備實施、實施造成或者意圖造成人員傷亡、重大財產損失、公共設施損壞、社會秩序混亂等嚴重社會危害的活動的；（二）宣揚恐怖主義，煽動實施恐怖活動，或者非法持有宣揚恐怖主義的物品，強制他人在公共場所穿戴宣揚恐怖主義的服飾、標志的；（三）組織、領導、參加恐怖活動組織的；（四）為恐怖活動組織、恐怖活動人員、實施恐怖活動或者恐怖活動培訓提供信息、資金、物資、勞務、技術、場所等支持、協助、便利的；（五）其他恐怖活動。

但是，顯而易見的，文字當中出現許多定義模糊的措辭，例如「宣揚」、「社會恐慌」、「社會秩序混亂」和「嚴重社會危害的活動」，甚至出現「其他恐怖活動」這種可以無限外延的詞語，導致正常的宗教行為或合法抗議等維權行為，均可能被中國政府認定為「恐怖主義行為」。

另外，關於「極端化」，根據《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去極端化條例》中的定義，是指受極端主義影響，渲染偏激的宗教思想觀念，排斥、干預政策生產、生活的言論和行為。而「宗教極端」，根據《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宗教事務條例》，是指歪曲宗教教義和宣揚極端主義，以及其他崇尚暴力、仇視社會、反人類等極端思想、言論和行為。

由於可能上述定義過於抽象，《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去極端化條例》還特別列舉15種表現，例如：「宣揚、散佈極端化思想、干涉他人宗教信仰自由」、「干預文化娛樂活動，排斥、拒絕廣播、電視等公共產品和服務、出版」、「非正常蓄鬍、起名渲染宗教狂熱」和「蓄意干涉或破壞計劃生育政策實施」等舉動。

然而這些舉動，卻難以看見與「極端化」的聯繫，導致中國政府有意或無意地把許多與宗教有關的個人選擇，和「極端化」行為混為一談（註一）。

反恐怖主義機構的權力過大，難受約束

中國政府多次強調其在新疆採取的「反恐怖主義」和「去極端化」等措施，是以人民為中心並兼顧人權保障。然而，《新疆報告》卻指出：中國公安等反恐怖主義機構，在預防、調查和因應「恐怖主義」和「極端化」行為的權力過大。

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恐怖主義法》賦予公安機關在調查恐怖活動時，只要經縣級以上公安機關負責人核准，即可「提取或採集嫌疑人的肖像、指紋、虹膜圖像等人體生物識別信息和血液、尿液、脫落細胞等生物樣本，並留存器簽名」、「查詢嫌疑人的存款、匯款、債券、股票、基金份額等財產，可以採取查封、扣押、凍結措施」和「責令嫌疑人遵守一項或多項管制措施，並可以採取電子監控、不定期檢查等方式對其進行監督」等，完全讓行政部門長驅直入人民隱私，欠缺其他權力部門的制衡。

儘管該法針對反恐工作人員的違法行為，有對應的制裁措施，並提供個人可以針對處罰或強制措施提起相關救濟，以防權利遭到侵害。

然而，如同《新疆報告》指出：OHCHR沒有獲得任何資料說明這些救濟措施的實施情況，且在反恐機構過大的權力面前，這樣的保障和救濟措施似乎微不足道。

結語

長期以來，中國政府一直認為：在其轄下的治理行為都有法律依據，而自詡為「法治國」，卻始終無法真正理解為何每當其推行新的政策與法規，均會遭到人權組織的擔憂和譴責，像是為了維穩，實施如《反分裂國家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及本文重點討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恐怖主義法》。

事實上，這些中國法律均有一個通病，即空有形式，而內容上卻無法避免政府的恣意專斷。對此，《新疆報告》已經向世人揭露，沒有法治的恣意專斷將會造成人權侵害的嚴重後果；早在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的序言，就向所有國家政府警示人權不受法治保護的下場（註二），值得所有國家永遠引以為戒。

 

本文核稿：網站主編王鼎棫

 

註一：此外，中國政府還頒布《識別宗教極端活動（75種具體表現）基礎知識》，不僅沒有限縮「去極端化」的適用範圍，反而把新疆維吾爾人的生活方式、政治表達與宗教活動進行不當連結並加以限制，例如禁止「鼓吹將新疆分裂，建立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國，實現伊斯蘭教法統治」、「中青年男性留大鬍子，穿短腿褲，女性蒙面」、「飲酒吸煙人員突然戒酒戒菸」、「無正當理由購買或儲備啞鈴、槓鈴、拳擊手套、握力器、臂力器等器材以及地圖、指南針、望遠鏡、繩索、帳篷等物品」、「利用手機簡訊及微信等社交軟體交流學習「閱讀非法宗教宣傳品心得，推薦非法宣傳片品資料、文件」等。 

註二：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序言：「鑒於為使人了不致迫不得已鋌而走險，對暴政和壓迫進行反抗，有必要使人權受法治的保護。」

 

參考文獻

林泰和，恐怖主義研究：概念與理論，五南出版。

鄧衍森，法治與人權，新學林。

Joseph Raz, The Law’s Own Virtue,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