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兒子是死刑犯》記錄非人般的死刑犯｜江鎬佑

《我的兒子是死刑犯》記錄非人般的死刑犯｜江鎬佑

仍在服刑的死刑犯A、已在台北看守所自縊的陳昱安、在台北捷運車廂隨機殺人已遭槍決的鄭捷，這三個人都有同一個身分就是死刑犯。在紀錄片「我的兒子是死刑犯」中，導演李家驊透過三個死刑犯的故事，卻紀錄著這些人在社會淪為「野獸」後，那些仍認為他們是人，而與之交往的故事。

關於死刑，這個社會認識不多，縱然在每一次的重大刑事發生後總會引起辯論，然而若隨機在街上找民眾來對話，不管是哪些犯罪類型會處以死刑，或死刑應該依循怎樣的規則執行恐怕都知之甚少。

這些基本知識上的欠缺卻無礙高喊執行死刑的聲浪，支持死刑對台灣人民來說，彷彿是源自於血液裡的正義感體現，若與這個聲音相違背，難免會被質疑如果是你家人被殺，你又作何感想？

去年「我們與惡的距離」的熱播，用戲劇為這類議題爭出了一點點空間，然而當嘉義的「鐵路殺警案」無罪判決出爐後，看來那個空間確實是僅有一點。不過當有這樣的一點點空間，就足以讓大眾對於死刑制度多一點認識。本篇提供一些關於死刑的制度，讓大家在進入死刑存廢討論前，或進入戲院前能有些背景知識。

一定要有死人才會處以死刑嗎？

在立法規範上，並沒有一定要有人死亡才會在刑罰上科予死刑的法律效果，像是民用航空法中用強暴、脅迫或其他方法劫機，這種拿很多人生命開玩笑，或是外患罪這種「通敵」的人，在立法上也都會科予死刑。

所有法律規定中，現實上並沒造成死亡結果，立法上卻可以課與死刑，且常常出現在判決中的就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中「關於製造、運輸、販賣一級毒品」的情況。按照目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1項的規定，觸犯上述罪刑是可以處死刑或無期徒刑。這樣的規定，即便是螢幕前裡嫉惡如仇的你，大概也會意識到這樣的規定有其不合理之處，因此法官也常判不下去。

在法定刑以及「罪責相當原則」的衡量下，只能夠大量引用刑法第59條關於減刑的規定。舉例來說，如果所製造、運輸、販賣一級毒品的數量相當少，或只是毒品施用者間的互通有無的少量販賣，便會用上開規定，讓犯罪者「只要」面對15年的有期徒刑，而免於在無人死亡的情況下，還要面對無期徒刑或是死刑這樣的規定。

所以如果認為「一命償一命」是最好的刑罰安排，這樣的立法模式也相當程度地推翻了這樣的論點，畢竟「零命償一命」也是立法規範。

死刑執行規則中少見的人性安排

目前執行死刑的方式有用槍跟藥劑，而關於死刑執行，事實上是保密到家的。基本上，除了簽死刑令的法務部長、被通知執行的檢察官和典獄長、要執行勤務的法警，誰都不會也不應該知道。當事人不知道、被害人不知道、死刑犯在當天才被通知，可是死刑犯的家屬和律師也不會知道。然後一聲槍響後會通知家屬，只是未必快得過剛好正在看新聞的家屬，這個保密程度大概就跟偵查不公開一樣地保密。

檢察官會同監獄人員確認受刑人的身分後，檢察官會訊問受刑人，並且詢問有沒有最後留言，及是否通知指定的家屬或親友，可是受通知的人不能超過三個人；當然受刑人也可以選擇把最後的留言，用錄音或錄影方式交付給親友，不過時間不可以超過十分鐘，如果檢察官聽了內容，認為留言內容有脅迫、恐嚇他人、違反法令或其他不適宜通知的具體事由者，也就不用告訴親友了。

冷冰冰的執刑規則中還是有一些溫暖的規定，比如監獄應該依受刑人意願，安排適當的宗教師，於受刑人進入刑場執行前，在合理範圍內為其舉行宗教儀式；如果遇到國定假日或受刑人的配偶、小孩、爹娘、兄弟姊妹、阿公阿罵等直系親屬或三親等內旁系親屬在七日內有喪亡，而且通知了檢察官跟監獄的話，就先不執行死刑。

死刑執行完之後呢？

除了器官捐贈，大概也沒有多少人會關心死刑犯執行後會經歷哪些程序，不過依照規定還是有些事情要做。在執行死刑逾二十分鐘後，會由蒞場檢察官會同法醫師立即覆驗。然後執行死刑的機關應將執行經過及法醫師覆驗的結果，併同訊問筆錄、鑑定書、執行照片與相關資料，呈報法務部備查。

死刑犯經過覆驗確認死亡，監獄應立即通知受刑人家屬或最近親屬執行完畢的結果。如果家屬或最近親屬有好幾個人的話，可以只通知其中一人。如果受刑人的屍體，經過通知後七日內沒有人請領或無法通知到家屬的話，監獄則會協助辦理火化，並存放於骨灰存放設施。

「非人」般的死刑犯

死刑犯之於社會的角色彷彿「非人」，而是「野獸」，而在這麼劍拔駑張的場合下，若干聲影總是經常會被忽略，像是那些「野獸」們是如何被製造出來的？又或者，那些「野獸」們離開後，曾與他一起生活的人又怎麼繼續過活著？除了一槍讓「野獸」嗚呼哀哉後，這個社會又能給被害人怎樣的協助？

這些問號，在一個案件從新聞螢幕中剔除後，都彷彿被畫上休止符，而「我的兒子是死刑犯」則像是部不願劃上這休止符的一部紀錄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