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號召的「新質生產力」，是還沒睡醒的大國夢？｜國際瞭望

今（2024）年 3 月，中國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以下簡稱全國兩會），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大力推進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並將其列為 2024 年，中國政府工作十項任務之首。

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蘇州代表團審議時，更強調要「因地制宜」發展新質新生產力，這也讓「新質生產力」一躍成為前些日子，最受關注的熱門詞語。

中國官媒新華社甚至還將其翻譯為「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並納入「習詞典」（Xictionary），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這到底是什麼？跟台灣有什麼關係？

何謂「新質生產力」？又要如何推動？

根據今年 1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體學習時，由習近平給出的定義：「新質生產力」是創新起主導作用，擺脫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生產力發展路徑，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特徵，符合新發展理念的先進生產力質態。

簡單來說，「新質生產力」就是以「科技創新」實現「高效能」、「高效率」和「高品質」的先進生產力。

至於要如何推動「新質生產力」？

綜合今年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和中國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家發改委）等機關提出的政策措施，主要包括：

第一是加快科技創新，引領產業創新。具體像是加快傳統產業的轉型，推動產業的高端化、智慧化和綠色發展等，加快「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

這除了要鞏固和擴大新能源汽車產業的優勢外，還需加快氫能、新材料、創新藥物、生物製造、商業航天和低空經濟等產業的發展。

另也會加快「未來產業」的佈局，開闢量子技術、生命科學等新領域；更會加快數位經濟創新發展，如深化大數據和人工智慧等的研發和應用。

其次是進一步改善市場體制。包括如制定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標準指引，整治市場壟斷及不爭當競爭行為等；進一步提升商業環境，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和國際化的商業環境；進一步促進綠色低碳轉型，構建綠色低碳循環經濟體系

第三是擴大高水準的對外開放。具體包括加強國際科技合作，如支持外資企業與國內科研機構或企業的共同開發，深入實施「一帶一路」科技創新行動計畫等；加強人員交流合作，進一步提高中國和外國人員往來的便捷性；加強投資經貿合作，大力引進外資和高科技產品的市場進入。

最後則是全方位培養高科技人才。具體包括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加強教育體系建設和完善頂尖人才培養、引進、使用和合理流動的工作機制等。

這樣看起來，整體發展體系好像很強，但實際上卻不是表面上看起來那麼美好？

「新質生產力」的提出，是力挽狂瀾的產物

自就任中國國家主席以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一直是習近平治國的終極目標。

其中，便希望能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即作出「分兩步走」的總體戰略安排：從 2020 年到 2035 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從 2035 年到本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註）。

不過，過去十年，習近平對內的錯誤經濟路線、高壓的社會管制和政治干預經濟的做法，例如以「國進民退」等嚴格管制政策來掌控資源，並加強對民營企業的管控、疫情期間嚴格的「清零政策」和實施界線模糊的「反間諜法」等。

這些動作，不但苦了許多民營企業，還讓許多外資企業無所適從並大量撤資。此外，懸而未決的房地產危機及地方政府的債務危機，更是雪上加霜。

同時，中國近些年對外的所作所為，例如大力推動「一帶一路」和「中國製造 025」等試圖挑戰並取代美國的主導地位、舉國體制力拚尖端科技導致泛濫的政府補貼與產品傾銷、濫用 WTO 規則獲取特殊待遇、竊取他國關鍵技術、實施掠奪性產業政策和經濟脅迫等，引起以美國為首的市場經濟國家的強烈不滿，紛紛採取「科技管制」、「經濟脫鉤」和「去風險」等措施。

因此，「新質生產力」提出，除了是實現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既定任務之一，也是可以理解為是習近平試圖挽救中國經濟頹勢的強心劑廣告。

習仍在做大國夢，但大夢該醒？

儘管中國領導階層已經責成各部會和地方政府實習近平的「新質生產力」。不過筆者認為，成功的概率不大。中國的經濟困境是多重因素下的結果，而非單一的生產力落後。

如今中國政府將「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列為年度工作任務之首，只是反映了習近平對中國尖端和關鍵技術落後，且受制於美國和歐盟的焦慮。

相較而言，「擴大國內需求」這項被許多經濟學家認為是中國經濟目前最為迫切解決的事項，卻在全國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位於「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之後。

其次，發展「新質生產力」在於關鍵技術的發展，但中國在關鍵技術的發展上存在幾個問題：

1. 研發創新和自主生產能力不足

儘管中國在許多新興產業中對關鍵技術的應用上有著相當了不起的成就。

2. 核心技術不在掌握中，且完整的生產供應鏈也非自主控制

例如區塊鏈技術、基因組編輯、儲氫技術或汽車的自動駕駛技術等。

3. 中國對科技的追趕仍非常片面，且發展模式多為「自上而下」

這非常不利於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的創新體系的建立；過於相信舉國體制的力量，但如今許多關鍵技術發展的複雜程度絕非仰賴國家資金挹注，即可輕易搞定。

最顯著的例子，即中國政府曾花費高達逾兆新台幣，試圖突破半導體受制美國的困境，但最後仍以失敗告終。

中國政府高壓管制下的社會環境，不僅限制了創新思維的萌芽，也嚇退了外資及頂尖人才。上述幾個問題若無法解決，「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注定會失敗。

最後，中國的經濟問題歸根結底還在於極權的政治體制。過去，中國政府曾不只一次提出解決經濟問題的方案，例如中國前總理李克強提出的「李克強經濟學」，但極權的政治體制，使得中國政府的一切作為都取決於習近平的個人意志。

因此，正如中國前總理溫家寶曾經說過的：要解決中國的經濟問題，不僅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而且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特別是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

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簡言之，習的意志越強大，改革的成效也顯折扣，這是台灣的我們，睜大眼看清楚的地方。

【本文作者】

黃哲融

東吳大學國際法碩士，長期觀察兩岸及國際政經情勢和法律議題。

【本文核稿】

網站主編，王鼎棫

註：對此，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提出至 2035 年的發展任務和目標，包括但不限於，透過升級經濟結構、大幅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和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的大幅提升，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全面增強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能力，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