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南海仲裁案看人類及國際法對「和平」的堅持與渴望｜司法動態

李柏翰｜從南海仲裁案看人類及國際法對「和平」的堅持與渴望

近日關於《南海爭端》的仲裁結果出爐，眾人一片譁然，菲律賓網友狂賀Chexit洗版，中、台亦傳出罵聲，高喊美帝陰謀、司法不公，但姑且不問實質結果如何，各方政府如何透過公開聲明相互較量，都至少會附註地堅持一件事，那就是「和平解決爭端」，至少在南海問題中，我們還沒看到有國家敢公開放肆宣稱「不給糖，就打仗」。或許我們能將其解釋為：法之確信（opinio juris）的展現。不論各自盤算如何，至少唯一的共識是，各方都希望能避免這起難以落幕的波濤洶湧發展成短兵相接的窘境。
須先說明的是，本文只想藉此案介紹「非武力解決爭端」的發展，而不會分析1982年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所設置的「仲裁」措施，亦沒有要評斷仲裁庭與各造意見、立場的意思。

根據《國際法院規約》（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第38條第1項第b款之定義，「國際習慣」係作為通例之證明而經接受為法律者；又，一個行為經過明確而持續的國家實踐（state practice），且此實踐被視為具有法律義務之性質，即得解釋為「法之信念」（或稱「法之確信」，accepted as law）。原則上，一項國際法規範須經國家自願同意，才會產生拘束力；換言之，所謂「習慣」，若未經持續反對者，則普遍約束所有國際法主體，合先敘明。

國際法發展是一部戰爭史

自有所謂「國際社會」以來，即便在「主權」的概念出現之後，國際法的發展大部分都是在紀錄著人類的戰爭，而這樣無政府的原始狀態也讓「規範國家行為的習慣和條約」鮮少要求國家徹底抗拒誘人的權力與武裝衝突的手段。常設國際法院（PCIJ）甚至在1923年《東卡累利亞地位案》（Status of Eastern Carelia）中表示，「未經國家本身同意，不能強迫它將與他國之糾紛提交調停、仲裁或其他和平解決的方式。」

儘管二戰前已有許多嘗試，包括1928年的《巴黎非戰公約》等努力，試圖將「戰爭作為國家政策之工具」非法化，但難以明確的要件和「後門大開」的例外情況，最後仍以發生新的戰爭宣告尷尬收場。直到發生了人類史上最大規模「世界大戰」，各國政府才真的被自己的嗜血瘋狂嚇到。

聯合國成立時，出於人民對於暴力達到前所未有的恐懼與厭惡，因此各國代表在《憲章》中明訂了「禁止使用武力」的原則，要求各會員國應以和平方法解決國際爭端，以免再度危及人類安全與正義。然而，出於主權獨立、集體安全、國際秩序的必要（爭議所在），聯合國還是保留了許多「供國家和安理會正當化武力手段」的例外（詳見《憲章》第七章、第八章之規定）。

不過，聯合國比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更進步的發展在於，《憲章》明確地要求各國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也就是讓「和平解決爭端」（第六章：pacific settlement of disputes）成為法律原則、法律義務；在未經適當、窮盡和平手段之前，任何「非出於自衛」的武力使用（甚至威脅）都應先推定為非法。

國際法的發展大部分都是在紀錄著人類的戰爭，而「規範國家行為的習慣和條約」鮮少要求國家徹底抗拒誘人的權力與武裝衝突的手段…直到發生了人類史上最大規模「世界大戰」，各國政府才真的被自己的嗜血瘋狂嚇到。

就此，《憲章》第33條第1項亦提供了具體的爭端解決途徑，以一種苦口婆心的態度，要求爭端當事國「在爭端繼續存在，會足以危及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時，應盡量先以談判、調查（enquiry）、調停（mediation）、和解（conciliation）、仲裁、司法解決、區域機關或區域辦法之利用，或各該國自行選擇之其他和平方法，求得解決。」

這些方法之間並不存在孰輕孰重、優先順序的關係，不管有沒有客觀第三方介入，能解決爭端、解除危機的就是好方法；因此，南海仲裁結果出爐後，幾家歡樂幾家愁，菲國總統Rodrigo Duterte於宣判前即表示「不準備進行戰爭。戰爭是骯髒字眼。」總統府的新聞稿申明「關於南海爭議，應透過多邊協商，共謀爭端的和平解決」；而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也都強調，中國將繼續「通過談判協商，和平解決有關爭議」。

「和平」是手段，更是目的

所謂「爭端」，係指利害關係人對一項「法律規範」或「事實現狀」之爭論，產生各方之間權利義務關係不穩定，或對事實認知上，或利益上的衝突，而「國際爭端」即為國與國（有論者認為亦包括國家與準國家或與若干「非國家實體」）之間的爭端。

從1924年PCIJ時代的《巴勒斯坦讓與案（管轄權）》（Marrommatis Palestine Concessions (Jurisdiction)）到1980年國際法院（ICJ）經手的多起案件，包括《美國在德黑蘭外交領事人員案》（Case Concerning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and Consular Staff in Tehran），都經常要處理一個「程序上」的問題，就是「該爭端是否為法院有權處理的法律問題」，因僅能適用法律的法官們面對與法律無關的「純粹政治問題」也束手無策。

換句話說，只要那個爭端不純粹是政治問題，則司法或準司法機關即可能可以「就法律得處理」的部分進行裁量（仍要視特定爭點是否在管轄權內）。不過，另一方面，並不表示「訴諸武力」可以是解決政治僵局的選項，因此《憲章》仍鼓勵國家（依第35條，甚至不用是會員國）多多利用聯合國大會或安理會來解決爭端，尤其當爭端當事方權力關係不對等的時候。

「武力非法化」已被許多國際法學家肯認具有習慣國際法（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的地位，而對所有國家及具有國家能力的非國家實體皆有拘束力。在1986年的《尼加拉瓜境內武裝案》（Case Concerning Military and Paramilitary Activities in and against Nicaragua）中，ICJ更是支持國際法委員會（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的意見，認為《憲章》二條四的規定甚至「具有強行法（jus cogens，或譯為絕對法）的地位」（第190段）。換言之，禁止使用武力原則在國際法體系裡取得特殊地位，任何條約條款違背該原則（如恢復「防衛權」以外的使用武力之合法性）都應視為無效（《條約法公約》第53條）。

除了《憲章》本身的規定，最常被援引的國際文件尚包括1970年聯大全體通過的《友好關係及合作之國際法原則之宣言》（第2625號決議）及1974年《關於侵略的定義》（第3314號決議）。 尤有甚者，自聯合國人權委員會（Human Rights Commission，人權理事會之前身）於1977正式提出「和平權」的概念以降，和平也開始經常被放在「人權」的框架下被討論，作為全人類普遍的、集體的價值。

菲國總統Rodrigo Duterte於宣判前即表示「不準備進行戰爭。戰爭是骯髒字眼。」；而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也都強調，中國將繼續「通過談判協商，和平解決有關爭議」。

面對甫出爐的仲裁結果，許多民間評論或挾帶憤怒、或略帶戲謔地要「窮兵黷武、不惜一戰」，所幸政府們立即表達了對「和平」的重視。此外，其他方，包括萬夫所指的美國，透過國務院發表聲明，支持包括仲裁在內的法治及和平模式，解決南海爭端；越南外交部欣見裁決結果，並「支持依國際法，以和平方式解決南海爭端，包括外交和法律程序」；新加坡外交部則表示不偏袒任何一方，但支持「和平解決爭端，而非訴諸威脅或使用武力」。

「和平」的價值尚存？

儘管相較於其他第三代人權——亦有稱「團結（連帶）權」（solidarity right），將全人類視為被治理的共同體（the community of the governed），比如發展權、環境權、人道救援權、住民自決權等——和平權的具體保障內容從未被認真確立過，但於《國際刑事法庭羅馬規約》中已個人責任化的「侵略罪」，亦得算是國際社會一次決心的展現（明確要件係於2010年的烏干達坎帕拉審查會議中通過，惟批准該修正案的締約國仍在少數）。

近年來，雖有多起事例不斷在挑戰這個原則的有效性，尤其在後911時代的全球反恐戰爭脈絡下，《憲章》第二條中的「理想」被嚴重架空、名存實亡，許多學者紛紛對冷戰後原欲恢復的「和平共存」、「理性共榮」再度表示悲觀。或許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對各方的呼籲，已表達了國際社會的共同期許，「通過和平與友好的方式對話並遵守包括《聯合國憲章》在內的國際法」來化解爭端，這對避免刺激或加劇當前緊張局勢的行動依然至關重要。

對照近期一份由獨立調查委員會針對2003年伊拉克戰爭所發布的報告（《伊拉克戰爭調查》，又稱Chilcot report），其中不僅證實了殺戮背後的「情報資訊錯誤」，真正引發民怨的更是「入侵從非最終途徑」，就表示其實大部分人民對於「安全」的想像是出於對生命與身家的顧慮，而最好的方法絕非因此激化民族情緒，再推他們上戰場。

禁止使用武力原則在國際法體系裡取得特殊地位，任何條約條款違背該原則（如恢復「防衛權」以外的使用武力之合法性）都應視為無效（《條約法公約》第53條）。

因此本文認為，從習慣國際法的角度出發，此次各方「接球」的效率與內容，都已再度確認「和平解決爭端」仍為聯合國框架下確保國際法治、人類安全的基礎原則之一。不論日後各方欲採取什麼措施續談，亦撇開高調的利他主義、遙遠人道思想，都可以感受到「和平反戰」的價值仍在，它不只是理論上的空想，它很近、很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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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說明》

封面圖片：War into Peace, Armando Mil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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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楊永明，《國際法與禁止武力使用和威脅》，美歐月刊，第十一卷，第二期，民八十五年二月，頁92-108。
2. 李明峻，《國際法上的和平權—一個基本概念的分析之探討》，臺灣國際法季刊，第一卷，第三期，民九十三年七月，頁265-287。
3. Michel Foucault, ‘Confronting Governments: Human Rights’ [1984], In Michel Foucault: Power, ed. James D. Faubion (New York: New Press, 2000)
4. 李濬勳，《李濬勳｜吹皺南海一池春水－南海仲裁解決了問題或增加了困擾?，法律白話文，2015年6月11日。
5. 蔡孟翰，《什麼是國際法：國家和國家之間真的有法律嗎？》，法律白話文，2014年4月19日。
6. 李柏翰，《一個拒絕和平的時代？》，2015年1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