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會憑何不給拿政治標語？「政治歸政治、體育歸體育」有可能嗎？｜娛樂運動

撰文當下，2024 年的巴黎奧運來到第二週，過去幾天發生數起台灣觀眾在會場，被現場保全下令交出標語和旗幟，甚至是被中國觀眾搶走的事件。對此，外交部也發出新聞稿，除了強烈譴責搶奪標語和旗幟的現場觀眾外，也要求我國駐法國代表處向主辦單位反映執法尺度。

爭議的源頭，是因國際奧會一向自認「政治中立」，並明文寫在《奧林匹克憲章》。如憲章第 2 條規定了「國際奧會的使命與任務」，當中第 11 點即指出：「反對任何對運動與運動員，於政治或商業上的利用與傷害」。

（註一）

不是只有台灣會有人這樣講，外國人也常常喊「Sport and politics don't mix」

另外，同憲章第 50 條針對「廣告、示威行為、宣傳」，也在其中第 2 點規定：「奧林匹克場地、運動場館或其他區域，嚴禁任何示威行為、或政治性、宗教性或種族性宣傳。」

這些規定，都是國際奧會特別用來屏除政治力介入運動的防護罩。

各式受到國際奧會管制的「國際單項運動總會」，和各國的「國家奧會」，同樣必須遵守憲章，其中第 27 條第 5 點和第 6 點就明白表示：為了履行任務，國家奧會雖可與政府組織合作，但須維持自主性，不得牴觸憲章要求，也必須抵抗政治、宗教、法律、經濟等因素干預。

（註二）

《奧林匹克憲章》第 27 條：「（前略）5. 為履行其任務，國家奧會得與政府機構合作，建立和諧關係。國家奧會也可與非政府機構合作，然而，國家奧會不應參與任何可能牴觸奧林匹克憲章的活動。；6. 各國家奧會必須維持其自主性，並抵抗可能阻撓國家奧會遵守奧林匹克憲章任何形式的壓力，包含但不限於政治、法律、宗教或經濟因素。」

限制奧會相關組織可以理解，那為何國際奧會也能限制在場觀眾，不可宣揚自己的想法？

禁止觀眾政治宣揚的依據在哪？

除了場上的運動員，國際奧會同樣會限制場邊的觀眾，在各項賽事的官方觀眾指南中，都會提到禁止攜帶「政治、宗教、粗俗、商業性標語」，即便是合規定的標語和旗幟，也會限制它們的尺寸。

這次巴黎奧運也將上述「政治、宗教、粗俗、商業性標語」定義為：「可供傳遞宗教或政治訊息，或被認為違反公共秩序的廣告內容，或是繩索、紙板、海報或其他可以使用於場館內示威等物品。」

至於旗幟方面，奧會只允許帶參賽國和參賽地區的旗幟，但面積不能超過 2*1 公尺；那些只能以個人中立運動員身分出賽的國家（如俄羅斯），該國觀眾則沒辦法攜帶任何有關旗幟。

如果被懲處了，運動員或是觀眾有救濟管道嗎？

國際奧會之所以在意政治力干預，是希望運動組織內的紛爭，盡量交由運動組織自行解決，這也讓每次奧運會，彷彿形成一個「以會場為中心，內部盡力不受本國法管轄」的獨立法域。

（註三）

請參陳玠宇，疫情下的運動世界－武漢肺炎對運動法領域的影響，全國律師，第 24 卷第 12 期，頁 44-45。

但這不代表，奧會爭議不受任何規定約束，國際奧會對賽事進行本身有嚴謹規範；各個國際單項運動總會，針對每項賽事也有自己的詳盡辦法。國際奧會與其所轄組織的爭議，多半會交由運動仲裁法院（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來仲裁。

像在奧運開打之際，運動仲裁法院會在賽事地點設立「專案仲裁部」，在運動員填寫奧運報名表時，就同時簽下「同意將紛爭交由前述仲裁單位」的仲裁條款；如果運動員因為場上的政治表態被懲處甚或禁賽，就能透過仲裁的方式來救濟，且通常會在 24 小時內得到決定。

（註四）

請參陳玠宇，全球化下的運動紛爭解決－兼論我國體育紛爭仲裁辦法，中華國際法與超國界法評論，第 16 卷，頁 99。

但如果是觀眾被搶奪標語，似乎就沒辦法透過前述專案仲裁部來救濟。

因為《國際運動仲裁法院奧運會專案仲裁庭仲裁規則》第 1 條規定：奧運會的專案仲裁，旨在解決奧會爭議，但需由國際奧委會、國家奧會、國際單項運動總會或奧會組織委會提出仲裁請求，一般民眾是不具仲裁資格的。

那些年，奧會舞台上的政治表態

即使國際奧會不斷重申「運動不應政治化」的立場，但各國政府或是個別運動員，甚至國際奧會本身，仍經常利用奧會舞台表達自身的政治理念。

1956 年墨爾本奧運，在中國代表權之爭的背景下，「北京中國隊」就以「福爾摩沙中國隊」在選手村升起了中華民國國旗為由，憤而退賽。1976 年蒙特婁奧運，中華民國政府則是不願意以「台灣隊」名義參賽而選擇退賽。1980 年莫斯科奧運和下一屆的洛杉磯奧運，也因冷戰時期美蘇兩大陣營的對抗，在奧會相互抵制。

除了國家以外，不少運動員也曾透過奧會向世界發聲。近代奧運的第一次，發生在 1906 年，愛爾蘭的 Peter O'Connor 在跳遠項目獲得銀牌；根據文獻，頒獎典禮上，O'Connor 爬上旗桿，摘下英國國旗，改以愛爾蘭的旗幟取代，藉此表達在當時規定下，無法代表愛爾蘭出賽的不滿。

（註五）

順帶一提，Peter O'Connor 還是名律師，他所成立的事務所「Peter O'Connor & Son Solicitors LLP」至今仍在愛爾蘭的沃特福營運中。

1968 年墨西哥奧運之際，適逢「馬丁·路德·金恩博士暗殺事件」發生半年後，正值美國黑人民權運動高峰，獲得男子 200 公尺金牌和銅牌的選手 Tommie Smith 和 John Carlos，舉起戴手套的拳頭，向美國的種族歧視政策表達抗議。此舉引來美國奧會不滿。根據紀錄，最後他們被逐出隊伍並遣返回國。

禁止俄羅斯出賽，是中立還是表態？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被世界各國撻伐，國際奧會也禁止俄羅斯和白俄羅斯參與奧運；如同媒體報導，這兩國的選手只能以「個人中立運動員」的身分參賽。為了突破國際奧會的封鎖，俄羅斯政府計畫在 2025 年舉辦「世界友誼運動會」，亟欲取代四年一次的奧運。

不同於奧會模式，該項賽事特別繞過各國的奧會和單項運動組織，而直接和政府部門聯繫。對此，國際奧會就譴責俄羅斯將運動政治化，利用運動賽事作為該國外交攻勢，呼籲各國政府拒絕參與、支持任何嘗試將「國際運動政治化」的舉動。

今年，國際奧會公布了《反對運動政治化宣言》，除了重申國際奧會的立場外，強調俄羅斯企圖將運動政治化，違反奧林匹克憲章和聯合國大會的決議，也不尊重運動賽事的誠信。

雖然國際奧會不斷強調運動不能被政治干預，但國際奧會將俄羅斯和白俄羅斯排除在奧運會之外，其實也是一項政治決定，是國際奧會對烏克蘭局勢的表態。

抽離政治的運動，不盡理想也不切實際

過去幾年在臺灣，像是國內各個單項運動協會的改革，到東奧正名公投，都可發現「政治和運動」密不可分。在奧會期間，觀賽者投射的國族符號是中華民國、中華台北、中國台北，還是台灣，也都是政治的一環。

回到本次爭議，依照官方觀眾指南，中華民國國旗自然不符合規定，空白紙板也是官方所列的違禁品，但「Taiwan」字樣的標語、台灣形狀的紙板，似乎難以涵蓋在違禁品的射程範圍內。畢竟法國公共電視的主播也在台灣隊入場時強調：「中華台北，就是我們所熟知的台灣。」

從國際奧會到國家奧會，甚至是職業運動聯盟，不斷強調去政治化的結果，就是讓運動員迫於壓力，不能如同其他公民般自由的表態。誠如學者陳子軒所言，這樣的結果也強化了傳統運動員的形象，讓他們只能被當成國族、地方，或是學校的代理人，以「OO 之光」的形象存在。

運動不該為政治服務、政治不該喧賓奪主，但在社會架構下運作的各個運動項目，絕對沒有辦法和政治切割。這樣的現實提醒我們，無論如何，運動的本質和價值，就是人類自主性的展現，不應被過度限制。

【本文作者】

陳玠宇

東吳稅法組碩士，研究興趣是財政法和運動法，支持的球隊是紐約大都會和台南喵喵，最喜歡的寶可夢是噴火龍。

【本文核稿】

網站主編，王鼎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