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該只是裁判中的一個名字」離婚判決中寫信給孩子的效應是？｜生活日常

「你不該只是裁判中的一個名字」離婚判決中寫信給孩子的效應是？｜張哲瑜

作者：張哲瑜╱台大工商管理學系大二生，尚在探索人生的辯論俗人

相較一般冷冰冰的判決書，今（2022）年1月，在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的一件離婚案件中，法官於判決書的附記事項處，寫了一封信給當事人的小孩——強調父母親的爭吵不是小孩的錯，希望他知道爸爸媽媽都非常愛他，並祝福他可以平安長大。這封難得出現在判決的信，也在網路上引起熱議。

許多網友深受內容感動，稱讚法官「溫暖且富有人性」；但也有人質疑這樣的「感性」文章，是否會影響審判的公正性。

確實，以類似信件的形式在判決書中表達法官的想法，似乎與我們平常對於法庭審判的印象有所不同，然而，「法律與文學」的互動其實並不少見，早有許多兩者交融關係的研究。

以下，筆者將簡介過往「法律中的文學」，並透過前述引起熱議的那封信，探討其中值得我們反思的問題。

法律與文學如何攜手？

法律經濟分析學者波斯納（Richard A. Posner）的《法律與文學》（Law and Literature）中，將對法律與文學的研究區分為兩大類：

其一是「文學中的法律」（law in literature），即以文學作品作為素材，探討其中人物的法律關係與相關法律觀點，以中文世界的作品為例：包青天的判案描寫、《水滸傳》中官逼民反的情節論述等；其二則是「法律作為文學」（law as literature），即法律案件本身就是文本。

而在「法律作為文學」之下，又有兩條不同的學術脈絡：一為懷特（ James B. White） 為首開啟的法律文學運動，以文學分析的方法，討論判決、裁定等法律文書的語句結構和表達功能；其二，則為女性主義法學、批判種族理論等批判法學所倡議的「法律敘事學運動」（legal narratology movement），將「說故事」作為一種法學方法，著重描寫當事人的經驗敘事。

前述判決寫給孩子的書信，其實就類似用「說故事」作為法學方法，透過「敘事」的運用，表達與一般判決內容相異的內涵。

就「敘事」而言，國立清華大學社會所的李丁讚老師將其描述為：「透過時間和情節的安排，將個人的生命故事置放在社會和歷史的整體脈絡中，個人不但因此得以組織外在世界，進而認識世界。更透過這個關聯，把個人與社會和歷史連結起來。透過敘事，我們得以認同。」

由此可見，「敘事」主要具備以下兩點特性：

1. 有意地選擇事件並串聯。
2. 其意義須在特定的社會脈絡中才能顯現。

透過這兩項特性的體現，敘事者得以和敘事互動，形塑一種相互建構的動態過程，亦即「我們不只說故事，故事也在『說我們』」，兩者是相生而非主客的關係。因此，我們也才能在敘事中不斷建構自我認同。

相較於文學敘事的「建構」特性，法學的運用在實務上多數表現在抽象構成要件的操作，將特定經驗「標準化」（如什麼是婚姻？大法官在司法院釋字第748號中，就定義為「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藉此形塑主流論述，並非常關注文字邏輯的「合理性」（如事實是否合乎規定）；若有不慎，反而可能造成與社會的斷裂，甚至是當事人的失語，像是2010年的白玫瑰運動，民眾與法官之間對於性侵害是否「未違反女童意願」，產生認定歧異。

故法律敘事學的倡議者便認為，透過在法律文書中納入敘事技巧，能夠重新納入被排拒在「權力」之外的事物，跳脫法律框架，更真實地審視人們行為分際的最後依據，也許更能反映真實世界，看見一個個案件中「活生生的人」。

所以可以說，該名法官在判決最後寫給孩子的信——即便如他所說，該名當事人的小孩不見得會看到——透過迥異法律通盤審查的方式，「有意地」選擇故事，在案件的抽象審查中，建構了「法律／權力之外」的生命經驗，串聯起人與人之間的共感，也難怪網友會稱讚法官的溫暖。

判決引起熱議的背後

那麼，這封書信中又有什麼值得我們反思的問題呢？

一、生命的互動衝突？

多數人想到法律，往往直覺想到對犯罪者的懲罰，但精確來說，這正是法律解決紛爭的功能——透過法定的權利義務關係，釐清事件中當事人的責任分配。

但這樣的紛爭解決機制其實有其侷限，因為我們只能按照法律規定向當事人究責，但卻往往難以撫平「生命的互動衝突」。

例如，法律至多可以判處殺人犯死刑，但卻無法擔保受害者家屬的傷痛能夠平息。就像在前幾年的「嘉義殺警案」中，法庭上主要討論的，是《刑法》第271條的殺人罪，而不容易花很多時間去討論「被害人」是警察時，所帶給社會的不安全感。

甚者，為了維繫法律秩序的終局穩定，法律裁判不免成為一種「強制解決（settle）」的機制——在定讞後只能妥協接受，而不像和解等手段，能夠不斷嘗試尋求雙方的共識。

正如戲劇《我們與惡的距離》的台詞：「這不是對錯的問題，而是現實的問題。」前述寫信的法官也論及，當事人小孩在案件中勢必承受著極大的心理壓力，甚至懷疑自己是不是做錯了什麼。但偏偏，這些擔憂所體現的，正是法律最無力的角落。

二、公平的意義？

當許多網友稱讚前述法官溫暖且富有人性時，也不乏有人認為這樣的情感表達可能影響判決的公正。

此處的「公平」可能牽涉兩種內涵，其一是指不偏頗的心態，筆者認為，基於該案件的審判目的（裁判離婚、親權行使），信中並未論及可能影響判決的內容，僅涉及對當事人小孩的情感傳達，而不指涉其父母在案件中的責任歸屬，應不至於造成或反映對於審判的偏頗心態。

其二是指客觀的心態。其實是強調對於審判的客觀性，在生活上時能有所聞，例如：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約翰．馬歇爾．哈倫（John Marshall Harlan）便曾形容美國憲法是「色盲」，認為憲法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並不會因為人種不同而差別對待；今年掀起熱潮的韓劇Law School，劇情中不斷強調正義女神（Justitia）的形象，其中，頭戴眼罩便是強調一視同仁的心態，傳達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觀念。

但筆者認為，雖然法律上的平等概念實為重要，但透過「遮蔽／（色盲）分不出來」的方式形容，其實反而忽略了平等的真正意義。由於不同個體間的必然差異（種族、性別、地位、黨派等），若僅以遮蔽的概念比喻平等，只會導致一視同仁的劈砍（正義女神一手拿劍）的結果罷了。

真正的平等，應該是在認識「偏見」的前提下去做平衡。畢竟唯有先看見差異，才有可能真正面對差異、平衡差異。故審判中其實不須刻意排拒主觀價值判斷介入，而是應該在認知其為主觀判斷的前提下，去探求社會是否能合理接納。

因此，審判過程雖然需依證據論事，但對構成要件的運用其實仍涉及一定的價值判斷，例如該判決在裁定應由何人獨立行使親權時，必須考量小孩的最佳利益；但什麼是小孩的最佳利益？人與人的互動往往不是非黑即白，而需納入法官的價值評斷，來界定親權歸屬的總體評價。

甚至可以說，價值判斷其實必然是法律運用的核心。黃榮堅教授便曾說，若是沒有價值判斷，人們根本不可能寫出犯罪構成要件，不然為什麼殺人就是一種犯罪要件，而吃飯則不是？其實都是在確認刑法上的負面評價罷了。

三、判決的謊言？

該案件的法官在信中提到：「叔叔也只是從手上的證據，去得到一個接近的『事實』。」其表達的意義，也正如前南非憲法法院大法官奧比薩克斯在《斷臂上的花朵》中所言：「我的每則判決都是謊言」。他提到，這裡所謂的虛偽不實，是指判決行文間的冷靜與井然有序，粉飾了思考時的劇烈掙扎與猶豫。法官並不是神，任何案件的發生都只能透過片段證據的推疊，形塑出一個「被認為的真實」，然而，實際上究竟發生了什麼，幾乎無法真正地被呈現。

信中也提到：「希望你幸福，愛你的爸爸媽媽，他們都是最棒的，這些才是真的『事實』。」或許提醒了我們，審判僅是一時的紛爭解決，在「法律事實」之外，那更廣闊的「生命事實」也更值得我們去感受與「相信」。

這也是相較於一般印象下冰冷的判決，該案的法官特別提及，雖然案件兩造是小孩的父母，爭執的也是兩者的權利義務關係，但實質上受影響最深的卻是當事人的小孩——這也讓我們重新看見了案件中「活生生的人」。

正如黃榮堅教授在《靈魂不歸法律管》一書中所說：法律畢竟是規範人生活的準則，懷有更貼近生活的語態才能更加容易讓人感受其所敘述的理念，「帶著生命的感覺說法律，才能讓人用生命的感覺去理解社會」。在謹守抽象要件的判定與操作之外，也許更應深入看見個案中的人際關係，去理解人與人之間的互動究竟為什麼出了問題，而法律又為什麼認為互動的界線應該劃在這裡？唯有這樣，眾人也才不至於淪為審判理性下的一個個冰冷的名字。

結論

法律就是透過一個個的議題，去找到一條人與人之間合理的相處界線。但當法律的界線過於僵硬刻板時，我們便需要一種開展的力量，促使我們在既有的觀念下有所突破與創新，而文學正有一股搗毀與再生的力量，使它不至於陷入人文科學對人的定型化，反而在捨棄所謂裁判本質之際，更能接近人的「本質」。

參考資料

Yahoo新聞，爸媽鬧離婚 暖心法官寫千字信給8歲童「你沒有錯」。

鄧筑媛，改變，從故事開始：受壓迫者敘事與法律改變，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

法操FOLLAW，我們的憲法是色盲的，它不知也不會容忍以階級區別公民。

正義女神形象可參考維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