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那，你坐啊！透視法庭席位的權力關係｜人文思想

來那，你坐啊！透視法庭席位的權力關係｜法律跨欄不設限

專欄作者：吳子毅，律師、淡水人、貓奴。

你去過法庭嗎？即使沒去過，透過影視作品，我們對法庭至少有些初步印象。

進入法庭後，會先看到法官坐在法庭的最後面，而且位置最高。當事人們則坐在法官前面，位置略低於法官──彼此可能是互相對視，也可能是面向法官。而在法庭的另一側，會有一排排座位提供給旁聽民眾，並以欄杆將旁聽民眾及法官、當事人們分隔開來。

這樣的法庭印象，深植人心，一談到法庭，前述形象就會在腦海中浮現。

但為什麼法庭會長成現在這樣？影響法庭席位布置的原因是什麼？法庭一定只能長成這樣嗎？循著這些問題，接下來將開始透視法庭席位布置。

法庭如何布置？

法庭布置會對應於法庭活動，而常見的法庭活動有：法官審理、當事人辯論、證人作證等。因此，法庭內的席位也就可分為法官席位、當事人席位、證人席位。

而法官在審理時需要有人協助紀錄、翻譯等事項，因此法官身旁又有書記官席位、通譯席位。在專業法庭中，甚至還有其他需求，因此也就會設置技術審查官（供智慧財產法院所用）等席位。

不過，空間劃分並非僅涉及法庭活動，更會使用欄杆將法庭劃分為「審判活動區及旁聽區」。這樣的區分，不僅是物理意義上的劃分而已，其法律上的意義在於：法條規定涉及到庭或不到庭時，只有在出現在審判活動區內，才算是到庭；旁聽區本身則與「公開審理」的要求相連──藉由旁聽區，使得民眾可以自由聆聽訴訟案件如何進行。

影響法庭席位布置的原因是甚麼？

司法院針對法庭席位如何布置，目前訂有《法庭席位布置規則》。該規則不僅考量法庭中各角色的功能，實際上更反映出各訴訟程序中不同角色間的互動關係。

（一）法官席位

法官位處法庭的最深處，通常位置也略高其他席位。這樣的安排，不僅象徵司法威信，同時也有管理法庭的作用。但法官居高臨下，不免令人產生權威感，因此有人認為法官席位應與當事人席位處於同一高度，而不應高高在上（註一）。

目前，調整座位高度的理念，已在部分特殊法庭中獲得實現（詳後述）。只是，在一般法庭之內，要如何兼顧管理法庭的作用，如旁聽區有民眾滋事等情形，就頗需思考。比較起來，像是德國就把法官席位稍微降低，只有高出數公分（註二）；未來，我國或許可以考慮如此辦理，藉此調和理念與實際需求的差距。

（二）當事人席位

1. 刑事訴訟中的演進

刑事訴訟中，當事人為檢察官及被告。以現在的想法來看，檢察官跟被告既然同樣是當事人，那麼兩者位置應該是同一高度；雖然目前確實是如此配置，但並不是一開始就是這樣。

1990年以前，檢察官是與法官併排而坐（圖一、圖二）。這樣的席位布置可追溯至法院還隸屬於司法行政部（後改制為法務部）的年代（註三）。而自從1980年「審檢分隸」後，即開始有檢討併排而坐的呼聲──畢竟檢察官是當事人，與法官平起平坐，不免容易有偏心的印象。

因此，1990年，司法院即發布「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法庭席位布置規則」，把檢察官的席位移至下方。

(圖一，擷取自《台灣法界耆宿口述歷史（第七輯）》。台北：司法院。〈朱石炎先生訪談紀錄〉)

(圖二，擷取自《台灣法界耆宿口述歷史（第七輯）》。台北：司法院。〈朱石炎先生訪談紀錄〉)

檢察官席位移至下方之後，並沒有馬上變成目前的布置方式，而只是稍微降低席位高度，並改與辯護人對視，但仍稍高於地面，

在此一階段，被告席位則成為焦點（如圖三所示）。簡言之，當時被告席位可再分為被告席及被告應訊席，與辯護人身處不同席位。如此布置，可想而知在庭訊時實在不便溝通，而有害被告的防禦權，且未體現刑事訴訟程序中，被告與檢察官同為當事人的理念。

因此，2005年司法院參考當時法庭設計的國際趨勢，修正法庭席位布置規則，將法庭席位改為如今的「ㄇ字型」，並使辯護人與被告同坐（註四）。

(圖三，擷取自王梅英，談促進刑訴程序機能之法庭席位改革（二），司法周刊第926期，第三版。)

2. 民事訴訟中的演進

民事法庭中，原告起初與被告都是併排面向法官陳述。有人認為，如此配置，並不符合民事訴訟中，原告及被告互為對立、互為辯論的地位。

於是，1999年起，司法院開始嘗試把讓原告及被告與律師同坐（註五），後再將當事人及訴訟代理人的席位，由共同面向法官，改為兩造席位相對，以便進行訴訟攻防及辯論（註六）。2005年，更與刑事法庭一同修正為現今席位布置方式。因此，民事訴訟中的當事人席位布置，可說是為凸顯「辯論」所配置。

（三）證人席位

1990年，司法院發布前述「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法庭席位布置規則」以刑事訴訟而言，當時證人席位及其應訊席是設置在法官的左前方，並與檢察官同側（如圖三），其更需站立應訊。

如此設計，一般認為有貶抑證人尊嚴之嫌，影響證人出庭意願；而且，證人的位置也不是處於法庭中心，不利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行使詰問權（註七）。也就在2005年，趁修正《法庭席位布置規則》修正之際，改為現在的布置方式。

（四）書記官席位

1990年以前，書記官是與法官併排而坐（如圖一、二）。1990年以後，則把書記官席移至法官下方，並與通譯席相對（圖四）。

另於1991年時，又因法庭空間不足，且書記官席位與當時應訊席過於接近，為利專心紀錄，再次把書記官移至法官席位旁。到了2005年，基於法檯座席限於審判者的理念，且便於書記官辨識應訊者的表情與肢體動作，也就再次把書記官席移至下方，並與通譯席併排面向當事人（註八）。

（圖四，擷取自黃曼莉，法庭席位演進與人權保障，司法周刊第1648期，第二版）

（五）旁聽區

在我國法庭席位布置的演進過程中，旁聽區的布置一直沒有太大變化。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旁聽區的設計可說是與「法院」的出現有密切關連。在英國曾有研究指出，若干審判是借用教堂、集會所等場地，因此，法庭上用的東西，要以方便攜帶為原則（註九）──也就很難限制他人旁聽，所以不免出現「四面八方都是人，七嘴八舌論審判」的畫面。這當然充分實現了公開審判的效果，但也造成審理時的混亂，直到法院進入專屬建物之後，此種情形才不復存在。

如今我國旁聽區，除以欄杆作畫分外，在法庭之出入門上，未來也可以考慮依規定設計「探視窗」。如此，法庭外民眾可藉由探視窗，在不影響法庭活動的前提下，觀察並考量何時適宜進入法庭（註十）。

特殊的法庭席位布置

（一）少年保護法庭及溝通式家事法庭

本類法庭，是唯二沒有以「欄杆」，區分審判活動區及旁聽區的法庭(（圖五、六）；這是因為這兩種法庭不適合設置旁聽區，事實上也沒有設置旁聽區。

首先，少年保護法庭是希望藉由司法的公權力，聚集相關人等，賦予少年發言權，共同參與協商討論，是一種圓桌式審理。

所以這種審判的主要功能，不在於用法官獨自判斷解決社會問題，而應是透過議論的場域，讓所有關係人士透過訴訟的進行，於法庭內或社會內嘗試共同解決問題（註十一）。

而正因本制度採取「協商式審理」，法官的角色及定位，也與一般訴訟不同，無須藉由法官席位彰顯其權威。因此，這些審判理念及方式的差異，也影響了少年保護法庭的席位布置。

（圖五，擷取自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少年法庭簡介）

其次，溝通式家事法庭則為降低衝突氛圍，因此強調溫暖、柔性的法庭環境，採「談判式長條桌」型，讓當事人雙方可以坐下來充分溝通。而與少年保護事件相同，由於無須藉由法官席位彰顯其權威，所以溝通式家事法庭也與一般法庭不同。

（圖六，擷取自司法院，家事制度簡介）

（二）國民法官法庭

國民法官法庭最特殊的地方，即在於國民法官席。如前所提到，法檯座席限於審判者，而國民法官與一般法官並排而坐，即已宣示國民法官就是法官，並顯示出國民法官與一般法官同為法官。

而相較一般法庭的法官席是長方形的形式，國民法官席於法庭布置圖中則是曲形（圖七）。為何是曲形？在我國尚未看到相關討論，不過在日本採行的裁判員制度中，由一般民眾所選出的裁判員（類同我國國民法官），與我國同樣是與一般法官並排而坐，而其席位也是曲形。

日本最高法院曾表示，如此設計是為使國民法官與一般法官之間，可以看到彼此表情眼神交流，更能自然觀察應訊席上的被告或證人（註十二）。

而在日本實際程序中，有法官以其經驗指出，曲形設計有利於一般法官觀察國民法官，能否跟上程序進行，如國民法官有令人困惑的發言時，一般法官即可適時阻止及釐清，還可注意國民法官是否有打瞌睡或身體不舒服的情形（註十三）。

我國國民法官法規定，審判長如果認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進行訊問或詢問有不適當情形，可以限制或禁止。

因此，參考日本經驗，曲形設計或有助於執行前開規定。不過由於空間限制，現實上並非所有國民法官法庭的法官席位皆是曲形，此點是否將會影響未來審判活動，值得關注。

（圖七，法庭席位布置規則附圖二之一）

未來的法庭席位布置

（一）當事人席位對視或面向法官？

過去把當事人席位改為「對視」，是為了讓雙方充分辯論交鋒，但為了辯論是否必然要讓當事人席位對視，這並不一定。例如美國法制下，若干法庭，就是設計讓「當事人面向法官」。

此外，由於我國法官仍較習於書面審理，也就是以文字記載之書狀、證據及筆錄為審理依據，當事人於法庭上的表現並非重點。

尤其雙方辯論時，有時會看到法官在自行翻閱卷宗，這可能是法官正在尋找卷宗內與目前辯論有關的內容，但其關注對象畢竟不是正在進行辯論的兩造。所以，當事人席位對視，似乎也無法真正讓辯論交鋒獲得充分實現。

且以筆者訓練過程為例，指導律師也十分強調，在法庭發言時，應注意法官是否有跟上發言內容。畢竟辯論這件事，旨在強調主張及證據應由當事人提出，並由法官就此進行審理；辯論攻防的決勝戰場在於法官的腦海，而非現實的法庭。因此，或許可以考量將當事人席位改為面向法官。國民法官法庭中，當事人席位已不再對視，而是以45度角的方式面向法官，此一改變值得關注。

（二）證人席位面向當事人或法官？

目前證人席位是面向法官，而證人主要是由當事人進行訊問或詰問，並藉由其證詞證明事實。所以在現實上可能會出現下述景象：當事人在詢問證人時，證人並未看著當事人，而是看著法官（或盯著螢幕看筆錄），當事人無從觀察證人神情，這對於當事人如何檢視證人證詞，似乎有所影響。

難道沒有兼顧法庭各方的席位布置方式嗎？美國法庭的席位布置中，證人席位可分為鄰近陪審團（圖八）以及面向陪審團（圖九）的兩種形式。而法庭中則留有空間，容許當事人上前詢問，因此不僅是當事人可以觀察證人，陪審團跟法官也都沒有問題。此種配置，或許可以作為未來參考對象。

（圖八，擷取自The Courthouse: A Planning and Design Guide for Court Facilities,1991,p.58）

(圖九，擷取自The Courthouse: A Planning and Design Guide for Court Facilities,1991,p.57)

（三）席位布置如何兼顧身心障礙者？

有去過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開庭都知道，在進入法庭前，無論是由正門或側門進入，都要經過一段斜坡，這本身對障礙者就是不小的障礙。

台北市新活力自立生活協會總幹事林君潔，就曾指出：其所協助的障礙者，就因資訊整合不足，導致該名障礙者無法親自出庭，只能視訊出庭。

且由於法庭席位配置皆是固定不可移動。以旁聽席而言，如以輪椅代步，則僅能在走道上旁聽，與一般民眾有差異，並會阻礙他人通行。而障礙者的陪同者，也會有距離障礙者過遠，難以即時協助等問題。

由於Covid19疫情影響，國外對於法庭配置如何滿足社交距離的討論中即有提到，或許並非所有法庭席位皆應固定不變，而應保留彈性移動的可能性。

固然，象徵司法核心的法官席位應保持不變，協助法官的書記官及通譯亦然，而當事人席位、證人席位及欄杆位置則可視情形移動。

如此有彈性的席位布置，不僅滿足社交距離的要求，也可使法庭席位更適用於所有群眾。如果有下一階段法庭席位布置的討論，此議題似應審慎納入考慮。

（四）當事人與法官通道分流

法庭席位布置規則規定，法官、檢察官、參審員（註十四）及書記官原則皆由法庭後側門進出法庭，刑事在押被告之通路應與其他訴訟關係人分開。

而檢察官作為當事人之一，為何與其他法院人員同進出，不免令人側目，但可以理解，這或許是出於維安的考量。不過如果同樣出於維安考量，可能可以更進一步考慮，將當事人、法官及旁聽民眾的進入口皆分流，如此即可在不引發側目的狀況下，維持法庭秩序（註十五）。

法庭席位布置仍待深入研究

前述關於法庭席位布置的原因、演進及建議，其實多數奠基於理念，因為法庭席位布置的研究侷限在於，民眾不得於法庭錄音錄影，所以外界無法就法庭席位布置在現實中所生影響進行研究，至多僅能藉由訴訟參與者的訪談中略知一、二。

因此前述建議並不在於批評現行法庭席位布置，而是指出未來法庭席位布置的更多可能性。

而從其他學科檢視法庭席位布置的研究，在我國更為稀少。如日本曾有研究指出，法官會較為偏向位於其慣用手的一造（註十六）。雖然在我國並非必然如此，但這也點出法庭席位布置以其他學科角度研究的可能性。

結語：看見法庭席位彰顯的價值

律師這行，有句俗話：「十年律師九年等」，這個「等」就是等開庭。

一位前輩律師在閒談時，就開始細數法庭外等候椅的演變，從木椅、鐵椅至現今的海綿椅墊，最後說了一句：「我的青春都嫁給了法院的椅子」。

法院的等候椅除了是椅子，也乘載了該名前輩律師的執業生涯及記憶。同樣，法庭內的席位不只是椅子，也乘載了訴訟觀及其所擬實現的公平正義－我們既然關心如此價值，也該注意其在訴訟場域的具體落實。

 

＊本專欄「法律跨欄不設限」：法庭席位布置規則第3條規定，法庭以欄杆區分為審判活動區及旁聽區。因此，欄杆劃分出法律與日常生活的分界。我們將嘗試把法律從欄杆內帶到欄杆外，讓法律更接近日常生活。

 

註一：范光群，法庭席位應民主化及平民化-五月八日總統接見敬呈總統建言，全國律師1997年5月號，第73頁。

註二：王梅英，談促進刑訴程序機能之法庭席位改革（一），司法周刊第925期，第三版。

註三：莊柏林，檢察官法庭席位觀，法令月刊第40卷第11期，第6頁。

註四：黃曼莉，法庭席位演進與人權保障，司法周刊第1648期，第二版。

註五：司法院88年3月31日(88)院台廳司一字第07550號函。

註六：司法院88年10月14日(88)院台廳司一字第26700號函。

註七：王梅英，談促進刑訴程序機能之法庭席位改革（二），司法周刊第926期，第三版。

註八：黃曼莉，法庭席位演進與人權保障，司法周刊第1648期，第二版。

註九：Linda Mulcahy, Architects of Justice: The Politic of Courtroom Design, Social&Legal Studies, September 2007,p. 388.

註十：王梅英，談促進刑訴程序機能之法庭席位改革（三），司法周刊第927期，第三版。

註十一：李茂生，新少年事件處理法目的規定釋疑，月旦法學雜誌第 40 期，頁 41。

註十二：Setsuko Kamiya, Japanese Lay Judge Courtroom Design: The Effect of Civic Participation on Trial Participants, 情報学研究 : 学環 : 東京大学大学院情報学環紀要 (100), p.78.

註十三：Setsuko Kamiya, Japanese Lay Judge Courtroom Design: The Effect of Civic Participation on Trial Participants, 情報学研究 : 学環 : 東京大学大学院情報学環紀要 (100), p.81.

註十四：惟現行國民法官法的用語為「國民法官」，此處不知為何是「參審員」，但應是指國民法官。

註十五：王梅英，談促進刑訴程序機能之法庭席位改革（二），司法周刊第926期，第三版

註十六：Setsuko Kamiya, Japanese Lay Judge Courtroom Design: The Effect of Civic Participation on Trial Participants, 情報学研究 : 学環 : 東京大学大学院情報学環紀要 (100), p.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