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銘得
2023-04-07發佈
2023-04-18更新
擁有眾頂尖學府的教學履歷,仍一夕失業?釋憲背後,看見專案教師的遊牧辛酸|公共倡議
專案教師到底是什麼樣的存在?為何號稱高等教育推手的大學,會允許這樣的傷害學術職涯的事情存在?我們社會大眾會何要關心?
如果給你一份正職工作,卻又時時刻刻需要捲鋪蓋走人,你會安心嗎?
花蓮東華大學華語文中心楊姓專案教師,就是這樣的處境。
據媒體報導,在任教 4 年多之後,他遭校方以不配合行政工作為由解聘,楊提起民事訴訟爭取工作權,卻因法院認定專案教師既不適用《教師法》,也不適用《勞基法》,導致一至三審都敗訴。
楊姓講師的委任律師紀岳良認為,專案教師長期處在脫法狀態,淪為大學教育的「免洗筷」,不但影響全國近 4000 名專案教師的生存權,更危及高教品質,已向憲法法庭聲請全國首件專案教師憲法訴訟,期待大法官以《憲法》高度,宣告違憲。
專案教師到底是什麼樣的存在?為何號稱高等教育推手的大學,會允許這樣的傷害學術職涯的事情存在?我們社會大眾會何要關心?
先從 C 博士的故事說起
筆者的朋友 C 博士,曾在某國立大學系所擔任助理教授。求職徵才明言,這是個至少長達兩年的專案教師,但實際簽約時的聘書只有一年。校方表示,一年一聘是行政流程,時間到了自然會續聘。
一年過去了,C 博士送出下個學年的教學課綱,校方卻忽然告知他下個年度不續聘了,因為系所也臨時找不到人力頂替,於是請 C 博士改用「請領鐘點費」的方式,繼續上完下個學期已經開出的課表。
C 博士原本規畫下個學期申請研究計畫,卻因為失去了助理教授的頭銜,也失去申請研究計畫的資格。
C 博士的困境並不是單一個案。如同監察院提出的糾正案表示:「經統計自 106 至 109 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分別聘任 2,705、3,097、3,412 及 3,747 名專案教師,各占當年度全體專任教師數之 5.91 %、 6.85 %、 7.64 %及 8.45 %,呈現逐年激增現象,甚部分學校專案教師高達 8 成,疑有提高編制外教師比率以降低人事成本情事,核與政策目的悖離,亦未符大學法意旨;教育部迄未全盤積極調查及引導改善,長期放任大學師資結構嚴重失衡,政策評估及檢討機制均付之闕如,戕害高教專業及學術發展,核有重大疏失。」
專案教師制度下的學者們,長期以來身分地位處於《教師法》與《勞基法》的灰色地帶,缺乏法律保障,所負擔的工作卻不少於正職,也引起同工不同酬的抨擊,儼然成為「非典型雇用勞動力」的負面典範。
近年來,高教工會及若干飽受不公平待遇的專案教師決心訴諸法律。 2022 年,台中法院首判:專案教師適用勞基法,不得恣意不續聘。同年底,猶如前言所述,東華大學的專案講師在被法院認定專案教師不適用教師法與勞基法而敗訴後,接著提出憲法訴訟。專案教師的灰色地位,是否會被判違憲,成為接下來的焦點。
不穩定的職涯,跟全球化有關?
從 1980 年代開始,許多發達國家或發展中國家,開始採取高教擴張政策。一方面,上大學成為一種自我實現的社會正義,另一方面,高等教育也被期望能提供更多高品質的人力資源來提升國家經濟發展。
雖然各國投入高教的預算增加了,但增幅追不上高教擴張速度,因此實際上各校能分配到的資源減少了。在這種情況下,大學經營者被期望能採取各種彈性策略來改善效率,讓錢花在刀口上。而這些彈性策略之一,就是人事任免上的彈性,包括所謂專案教師制度。
說來諷刺,當高教事業進一步成為全球化的產業時,年輕學者的職業不穩定性,也成為一種全球現象。這幾年英國高教工會數次發動罷工,原因之一就是比例過高的短期約聘講師。
有調查指出,以荷蘭畢業的博士生為例,留在學術界的博士中,超過半數都是臨時合約;相對來說,前往業界發展的博士生,只有一成左右是臨時工作合約(註一)。
不誇張地說,學術界的專案教師制度,就是全球化時代工作條件劣化的典型之一。逐計畫而居的學者們,美其名是高社會 流動性或跨國人才,實則是學術遊牧民族。如同 C 博士的學術履歷上至少有三個國家的頂尖學府,依然一夕失業,毫無保障。
專案教師的福祉,為何值得你我關注
在一般想像中,大學學者享有聲譽的高社會地位工作,很難與弱勢工作者的形象產生關聯。然而實質上,專案教師制度正是世代剝削的寫照。
雖然數字上,專案教師名額在台灣只占了將近全體教師一成左右,但實際上專案教師制度所聘用的人員,大多數是講師或助理教授這個級別;換句話說,遭受「非典型雇用」剝削的,多數是職涯剛起步的年輕學者。
如同其他類型的非典型雇用,國內外研究都指出:專案教師制度下的年輕學者,普遍對缺乏保障的職涯感到不滿。儘管如此,為了換取未來的正式合約,許多年輕學人只能選擇暫時屈就;而缺乏前景的職涯,也是許多青年學者離開學界的主要原因之一(註二)。
在這種扭曲的就業環境之下,青年學者承擔的心理負擔可想而知,近來各國偶爾也會傳出年輕學者因此走上絕路的憾事。
專案教師的工作內容,依然是教學與研究,也是高等教育的一環。如果不友善的就業環境讓學者們朝不保夕、終日惶惶,顯然對於教學與研究的品質不是什麼正面因素。
以先前在台灣發生,鬧得沸沸揚揚高教醜聞──國際生成為抵債勞工為例,一些老師也注意到課堂上多了那麼多狀況外的外籍生,十分不對勁。但因為私校也是非典型雇用的勞動條件重災區,自身難保的教師們也無力關懷學生,因此錯過了許多能阻止事態惡化的節點。
可見勞權的增長,必須是全面性的進步,「我為人人、人人為我」並不是什麼理想論,任一破口都會對他人造成非常實際的負面影響。
或者,讓我們從功利市儈一點的角度而言,撇開人文價值與博雅精神不談,如果想要讓高等教育發揮訓練高階人力與能促進產業升級的效果,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求一年到頭都在煩惱下一份合約的專案教師,全神關注在教學與研究,顯然不合人性,無疑用制度把人才打造成鈍器。
彈性的人事聘僱策略,達成帳面數字上的效率,卻損失了實質效果,可謂捨本逐末、得不償失。
【本文作者】
彭銘得
Goldsmiths 社會學博士。
【本文核稿】
網站主編,王鼎棫
註腳
註一:Waaijer, C. J., Belder, R., Sonneveld, H., van Bochove, C. A., & van der Weijden, I. C. (2017). Temporary contracts: Effect on job satisfaction and personal lives of recent PhD graduates. Higher education, 74(2), 321-339.
註二:Aarnikoivu, M., Nokkala, T., Siekkinen, T., Kuoppala, K., & Pekkola, E. (2019). Working outside academia? Perceptions of early-career, fixed-term researchers on changing careers. European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本專欄「公共倡議」,希望跟大家一起討論各種公共政策,一起促成環境變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