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校園安全之名，老師就可以隨便「搜書包」嗎？｜公共倡議

去（2023）年 12 月，新北市某高中附設國中部發生駭人聽聞的凶殺命案，國中生竟因口角衝突行凶，受害者年僅 15 歲，卻永遠離開這個世界。

事件發生後，社會出現恐慌與焦慮情緒。其中，校園安全是不分團體的共識與底線，輿論除了關注行凶少年的背景之外，也質疑「為什麼學生能帶彈簧刀到學校？」大眾自然也把目光放在「校園搜查書包」的現況規定上。

現行法規下，老師到底能不能搜書包？怎麼搜？

針對這起重大校安事件，兩大教育工會分別提出主張。

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簡稱「全教總」）在事發後，怒斥教育部「停止風涼話」，並透過新聞稿指出，「學校教育已然承載過多責任，相較之下，同樣重要的家庭教育卻日趨式微，有不少師生衝突或校園事件，起因正是父母的疏於陪伴，忽略家長的管教責任與親子教育」，要求教育部除了編列「處理學生攻擊事件的專任人員與費用」外，還要「修法課予家長管教義務」。

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簡稱「全教產」）則批評教育部「下錯藥帖」。全教產多次強調，應該透過金屬探測器與安檢門進行安檢，並要求教育部通盤檢討《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

除此之外，全國家長會長聯盟也表達不滿，直接到教育部抗議，遞交「校園不安全抗議書」。該聯盟理事長張哲維也質疑，現行《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讓老師管教學生時「綁手綁腳」，容易出現「一動就被投訴」的窘境，讓校園安全檢查無法進行。

我們可以觀察到，教師團體與家長團體不約而同關注《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下稱《注意事項》）的規定。

首先，《教師法》第 32 條明定，教師有「輔導或管教學生，導引其適性發展，並培養其健全人格」的義務。但「管教」的定義是什麼？老師能怎麼輔導和管教呢？

為了避免老師管教的概念模糊不清，教育部在 2003 年訂定這份《注意事項》，直到 2005 年，《注意事項》都只有 8 點規範；隨著時代演進，教育部透過修訂《注意事項》，更明確地將「合法」與「違法」的管教樣態區分，並將不同管教措施的性質、使用時機都寫得更加明確，以保障學生的身體自主權與受教權，也讓老師在管教時避免不小心觸法。

到 2022 年為止，《注意事項》已經有 48 點規範。其中與「校園搜查」有關的規定，包括第 28、29、30 點。

第 28 點明定「搜查學生身體及私人物品之限制」，強調「為維護學生之身體自主權與人格發展權，除法律有明文規定，或有相當理由及證據足以認為特定學生涉嫌犯罪或攜帶第 30 點第一項及第二項各款所列之違禁物品，或為了避免緊急危害者外，學校不得搜查學生身體及其隨身攜帶之私人物品（如書包、手提包等）」。

第 29 點則是詳列學校在進行安全檢查時，必須有第三人陪同，並針對不同教育階段的陪同人員身分明確規範。

因此實際上，從 2007 年開始，一直到此時此刻的 17 年間，在《注意事項》不斷擴充的整個過程中，關於搜查書包都規定得清清楚楚：老師可以搜學生書包。只是，以前訂得非常模糊——在 2022 年《注意事項》再次修訂以前，只規範老師在學生帶違禁品時，可以在「第三人陪同下」檢查包含書包在內的學生私人物品。

因為規定得很模糊，所以過去十多年來，不同學校的作法往往落差很大，部分學校不注重學生隱私權或身體自主，更時常引起師生衝突。像是 2021 年，屏北高中教官在學生考期末考時，未經學生允許就闖進學生宿舍進行搜查，搜查過程中，不只翻看學生的行李箱，學生在回到宿舍後才發現，連自己貼身的內衣褲都被翻得亂七八糟。

因為當時《注意事項》訂得很寬鬆，導致類似爭議頻頻出現，也沒有任何影像紀錄存證，部分事件最終走向官司。前述屏北高中的學生就主張教官是違法搜索。

2022 年 2 月，教育部在諮詢教育團體後，修訂了《注意事項》的搜查相關規定，具體方向包括強化第 28 點「搜查學生身體及私人物品之限制」，加強搜查的前提，把「有相當理由及證據顯示特定學生涉嫌犯罪」，修正為「有相當理由及證據足以認為特定學生涉嫌犯罪」；並要求學校不論是搜查學生的身體或隨身物品，都必須全程錄影，且學校須把錄影資料保存至少 3 年。

教育部之所以要求全程錄影，也是為了預防事後如果學生提出申訴，老師可以拿出影片自保，不會淪為「各說各話」的局面，害好老師吃上官司。以本文開頭新北校園發生的凶殺案件為例，如果用修法後的版本，老師若認為學生有攜帶違禁品，確實可以搜學生書包，只是必須有家長代表或老師陪同，並且要全程錄影。

「搜查規定」已更明確化，卻仍有問題

教育部修正《注意事項》的一個月後（2022 年 3 月），立法院法制局也公布「學校搜查學生之適法性研析」，法制局認為《刑法》第 307 條規定的搜索任務執行人員，僅限於法官、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並不包括學校教師。

法制局也引用大法官釋字第 535 號解釋，舉例警察攔停車輛臨檢的搜索或搜身，也必須符合法律保留原則、比例原則，然而，目前「並無任何法律明文允許校方或教師得對學生進行搜查」，且《注意事項》只是行政規則，法制局認為「法律位階過低」。

總的來說，法制局也建議應該檢討法令，避免模糊空間。

此外，多數教學現場老師最擔心的，就是法規雖然授權搜書包，但對搜查缺乏明確的指引，許多師長仍然擔心面臨事後的衝突或質疑。

舉例而言，儘管《注意事項》第 30 點明確規範「違法物品之處理」，並將需要處置的物品分為「違法」或「違禁」物品，但違法物品只限於毒品、麻醉藥品與施用器材，以及《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的槍砲、彈藥、刀械，如果老師檢視《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4 條對刀械的定義，會發現刀械指的是「武士刀、手杖刀、鴛鴦刀、手指虎、鋼（鐵）鞭、扁鑽、匕首（各如附圖例式）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查禁，非供正當使用具有殺傷力之刀械。」

這些「過時」的刀械定義，根本無法有效管理校園內出現嚴重暴力時，可能會用到的彈簧刀、甩棍等；不僅如此，現行《注意事項》只規定「違法物品」和「違禁物品」，不但容易掛一漏萬，更因為沒有區分使用時機，造成美工刀、雕刻刀等文具，雖然具有危險性，卻因為課程可能用得到、《注意事項》並未禁止學生攜帶，使得老師在沒有法源依據的情況下，難以制止把玩美工刀等物品的學生。

教育部再次啟動修法，讓搜查規定更符合教學現場

新北凶殺案件發生後，教育部在今年 1 月 4 日召開「校園安全諮詢會」，召集家長、教師、校長與學生等團體，共同討論改善校園安全的作法。會議中，各團體達成共識，欲修正《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

在《注意事項》中，原本只對搜查的前提與過程做出限制性的規範，卻缺乏對被搜查學生身分的說明，也缺乏對搜查過程的細節指引。因此，在諮詢會後，教育部說明《注意事項》中對搜查規定——也就是第 28、29 點——內文中的「特定學生」，明確界定其身分定義。

「特定學生」預計包括：

一、少年觸犯刑罰法律，遭警查獲，或由少年法院審理期間，或少年法院已裁定保護管束執行期間者 二、少年有偏差行為，遭警查獲，經警方發送「學生偏差行為通知書」者。 三、符合防制藥物濫用特定學生各類身分之一者。 四、後續將研議新增保護管束結束後是否列為「特定學生」相關範疇追蹤管理，或納入學校是否可自行決定搜查對象。

也就是將學生高風險的身分類型，加入「搜查啟動的背景條件」，讓對象更為明確，也盡量不要妨害全體學生的身體自主權與隱私權。

該會議也針對「建立校園安全檢查機制」進行細節討論：

將區分為例行抽查、緊急檢查兩種態樣，緊急檢查又區分為特定學生、非特定對象及學生宿舍等態樣，後續將就例行抽查、緊急檢查人員之類型、人數及必要性、是否增設全班性的安全檢查持續研議相關機制。另外，有關與會人員建議檢查時的錄影資料留存年限、是否上傳主管機關留存，後續將蒐集實務上意見研商。

杜絕校園暴力，不能只靠「搜查」

修正搜查規定的目的，是為了維護校園安全，並導正學生的偏差行為。「搜查」從來就只是手段，校園也不應該是法外之地，也因此，透過更完整的法規建立，才能讓師生共同維護校園安全的同時，都免於觸法的風險。

然而，校園內的暴力絕不可能只靠「搜查」就得以解決。如果為了維護安全，卻在校園中展開過於頻繁、粗糙的搜查，反而可能讓偏差行為的學生，為了躲避例行的檢查，就把違禁品藏到更隱蔽的校園角落，抑或是把老師推向校園暴力的危險前線，更頻繁地面對衝突與暴力；過於頻繁或不當的搜查，可能讓學生感到不被信任，甚至將學生漸漸推離正常校園生活的步調。

因此，這次各團體關注的重點與諮詢會上討論的內容，除了搜查規定的全面檢討之外，更包括「中介教育輔導機制」、「提升輔導量能」以及「建立高關懷個案輔導措施」等議題，這些議題複雜，且必須投入大量跨部會的資源，需要長時間才能見效。

然而，不只是「校園安全」沒有唯一正解，全體社會的安全也沒有特效藥，不可能透過修正單一規定就能達到目標，這自然也不只是教育部的任務。

「養一個小孩，需要一個村子的力量」，就算把孩子趕出校園了，他還是在社區繼續生活。除了教育之外，社政與衛政也必須建立起不再漏接的網絡，這很漫長、很辛苦，但才能讓大眾在事件的義憤激情後，共同面對與改善現狀的不足。

【本文作者】

張育萌

畢業於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共同成立「臺灣青年民主協會」，希望公共政策中能有更多青年的聲音。

【本文核稿】

網站主編，王鼎棫

【參考資料】

網路資料：教育部召開首次校園安全諮詢會 就三大議題與教師家長及學生團體代表交換意見會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