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謎《聽海湧》：國際法庭憑何審判台籍日本兵？聽命令開槍錯了嗎？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人類歷史中不可忽視的篇章；其中關於日本殖民下，臺灣人被徵召派往前線，以及終戰後在海外遭受審判的歷史，卻鮮為人知。

公視影集《聽海湧》，正是描述一群臺籍「戰俘監視員」，在二戰中被日本帝國派遣到婆羅洲，因涉入一場戰俘屠殺，於戰後面臨「澳洲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的故事。

影集的最後，前述法庭認定「槍決戰俘」的臺籍戰俘監視員有罪，並依情節輕重，甚至判處絞刑。不禁令人思考，國際法庭為何也能對「個人」發動審判？國際法的對象難道不是只有國家嗎？

且透過上帝視角，觀眾也能看見日本軍官手持軍刀的咄咄逼人，還有臺籍監視員們執行槍決前的種種掙扎。

這時，觀眾心中還可能疑惑：這些人，只是服從上級的命令罷了；服從命令是軍人的天職，他們別無選擇，難道這樣也該被判處有罪嗎？

個人也會違反國際法？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前，國際法的內容是匱乏的。那時，在國家主權「對內最高，對外獨立」的認知下，國家對內不受任何法律的拘束，可以憑藉主權處理所有國內事務。

對外，國家主權更是獨立，在國際社會中並不存在高於各國之上的政府，並得制定約束各國的規範。當時的國際法，須經過各國的自願同意，才會對該國產生拘束力。

如此一來，當時的國家就能對國民做任何事情，包括歧視、虐待、奴役或殺害等。

在二戰期間，國家為首的暴行，以及戰爭的殘酷，讓國際法學者提出了新的看法。美國著名法學家凱爾森（Hans Kelsen）就認為，個人有不可讓渡的憲法權利，且國際法若不使個人承擔義務，國際法所規定的內容，將毫無意義可言。

（註一）

請參凱爾森著，沈宗靈譯，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頁 376（1995）。

在凱爾森的影響下，且隨二戰情勢逐漸明朗，英國著名國際法教授勞特派特（Hersch Lauterpacht）進一步主張，若要人權法案放諸四海皆準，則不單單由國家執法，還必須由國際性機構執法。這一主張，就成為同盟國成立「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等組織的關鍵，使得犯下「戰爭罪」等罪的個人，得以受到國際法的審判和制裁。

此外，勞特派特提出的「危害人類罪」（crime against humanity），更在紐倫堡大審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該罪是指基於政治、種族或宗教等理由，對平民施以謀殺、滅絕、奴役等迫害。本罪意在保護個人權利，除了確定個人違反國際法的責任外，更讓加害者不得主張「服從命令」而卸責，也賦予國際法庭懲罰加害者的權力，奠定了該庭的審判正當性。

紐倫堡大審最終認為，「戰爭罪」和「危害人類罪」等罪，是「人而非抽象實體（國家）所犯下」。只有透過懲罰加害的個人，國際法才得以被落實。

自此，個人的國際責任，就這樣確立下來，且「超越個別國家的命令」，個人不能再以「為國家做事」來推託。國際法也不再只是「國家間的法律」，更是「人類的法律」。

（註二）

請參沙茲著，梁永安譯，人權的條件：定義「危害人類罪」與「種族滅絕罪」的關鍵人物，頁 175-176（2020）。

上級命令，絕不可作為嚴重侵犯人權的理由

前述紐倫堡大審，確立了國際法上的個人責任；因此，在《聽海湧》中，新海志遠等聽令屠殺戰俘的臺籍監視員，就被國際法庭宣判有罪──但考量他們是在長官的暴力威脅下，才作出這樣不得已的事，故免除死刑，判處 10 年有期徒刑。

然而，若上級的命令「合法」，是否就可以不用承擔法律責任？

讓我們對比 2004 年，一對菲律賓夫婦在家睡覺時，遭到屋外軍方 8 名士兵持續掃射而亡。8 名士兵辯稱，他們接獲軍方消息，指稱丈夫是摩洛民族解放陣線的活躍成員，而他們只是依據上級命令抓捕，並受命在必要時可以開火。

2013 年，法院依《菲律賓刑法》第 11 條第 6 項的規定，以「任何人為服從上級，基於合法目的之命令行事，不承擔任何刑事責任」為由，宣判所有被告無罪。

因菲律賓《憲法》禁止一罪二審，受害者的家屬認為不可能再依該國法律，於國內就判決獲得理想結果，轉而向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下稱委員會）提出申訴。

（註三）

前述國際流程，可對比：依《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第 2 條揭示，個人權利保障義務首先由各締約國承擔。國際社會則透過公約設立之機制對各締約國之政治機關、準司法機構和司法機構進行監督。基於此，《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41 條第 1 項第 3 款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一任擇議定書》第 2 條與第 5 條第 2 項第 2 款規定，當個人權利受到侵害，可向「人權事務委員會」提出申訴，但必須先窮盡國內救濟程序。

審理過程中，委員會指出，「生命權」是一項不得恣意減損的最高權利，即使在武裝衝突和其他威脅國家存亡的緊急情況下，皆是如此。

其次，委員會也表示：《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第 6 條第 1 項既規定，禁止任意（arbitrarily）剝奪生命，所以就算依據法律剝奪生命，這樣的行為仍然可能「不夠合理」。「任意與否」並不完全等同於「法律被違反」，還必須考量「規範或命令」本身是否適當、必要、相稱，或足夠明確而有可預見性，並經正當法律程序。

（註四）

《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第 6 條第 1 項規定：人人皆有天賦之生存權，此種權利應受法律保障，任何人之生命不得任意剝奪。

本案委員會認為，在執法過程中使用致命武力是一種極端措施，應僅限於「絕對必要」的情況，以保護生命或防止迫在眉睫的威脅。但菲律賓軍方並無法證明他們的作法「絕對必要」，而有「任意剝奪生命」的疑慮。

最終，菲律賓軍方被認定違反《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戰火下的人權

劇情中，盟軍空襲婆羅洲營區的當下，日軍指揮官「田中徹」眼看營區失守，為了消滅證據並減輕轉移戰俘的負擔，下令臺籍戰俘監視員將因傷病行動不便的戰俘全部帶到壕溝，並「做該做的事」。

新海志遠等臺籍戰俘監視員，隨後在受到威嚇的前提下，對著壕溝內掃射。

「你們每一個人都說自己是逼不得已的，沒有人願意打仗，（屠殺戰俘）那天在場的每一個人，也沒有人願意開槍，那這一切（打仗和屠殺戰俘）到底是為了什麼？」 由吳翰林飾演的新海志遠，或許是不堪屠殺戰俘後的良心折磨，又或受夠了日本辯護律師的欺瞞和利用，在法庭上聽完田中徹的抗辯，悲憤和困惑地問道。

公視影集《聽海湧》，刻畫了戰火下，當面對上級命令之際，個人良心反覆煎熬的掙扎，凸顯於危急之間，保護人權的脆弱與兩難。戰亂之中，當軍事目標凌駕於人性之上，儘管內心深陷痛苦不安，士兵往往被迫屈從，隨之而來的法律責任，更是值得國際社會探討的議題。

因為，在現有的國家保護責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以及國際刑事法庭的設立下，國際社會需全面監督執法機制，確保即便在戰亂下，無論行刑者或受刑者的人權都能合理落實。

可惜眼下國際戰場的紛爭，並不是都能全面平等地獲得關注。

未來，也只有徹底消除人類的對立戰火，人權保護才能徹底完善，祈願世界和平不只是夢想！

【本文作者】

黃哲融，東吳大學國際法碩士

【本文核稿】

網展主編，王鼎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