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警方打還被告傷害？名存實亡的正當防衛？｜司法動態

被警方違法毆打，為何難以主張正當防衛？

筆者以律師多年從業經驗，大概可以想像那兩名施暴員警會這樣說。

例如「我已經說我是警察，那要逮捕犯人，犯人不能反抗」、「這是互毆，他是基於傷害我的意思出拳打我」、「制服員警到了，他還在出手出腳」等說詞，以此主張被害人的反抗是違法的，或者是被害人在出手防衛的過程中出手太重，屬於「防衛過當」；而如果黃姓男子的反抗，被違法員警成功塑造為是「互毆」（基於報復的心態出手）──那黃姓男子可能連防衛過當都無法主張，直接以傷害罪處罰。

這樣的主張，也是奠基於：台灣司法向來對被害人主張「正當防衛」這件事非常嚴格，要成立這樣的抗辯是困難的，因此反告被害人傷害罪，通常就能有效給予被害人壓力，進而逼迫被害人降低索賠金額或相互撤告。

對庶民百姓來說，違法員警和政府誠摯道歉，主動提出合理金錢賠償是最起碼的事情。違法員警在過程中因民眾抵抗、自衛而受傷，當然要自我負責；如果放任加害者提告，進一步主張被害人犯傷害罪──別說法律上有得吵，一般人更難理解為何違法員警竟然敢這麼做。

求生存是本能，要求被害人理性判斷違反人性

筆者會這樣說，是因為不少司法官在面對正當防衛的案件中，常深陷在「怎麼不用侵害最小的手段防衛」的思考，用盡心思詢問甚至質疑被害人，為什麼不用一個「既可以保護自己，又不致於讓對方受這麼大傷害的防衛方法」呢？

例如曾有竊賊闖入他人家中，被男主人制伏時窒息死亡。承審法院即認為：該男防衛過當，因為該男可以預見，這樣的制伏手段會讓竊賊窒息有死亡的可能，卻不鬆手。

但另一個問題是，該案男主人發現在家中的竊賊而發生肢體衝突當下，該男的孕妻其實在場。身為一個父親，怎麼敢輕易放手讓妻子置於危險中？放手了被反攻擊怎麼辦？如何能期待該男在當下，有能力權衡：「是要放手，還是盡可能地確保家人安全」？

該案法院雖然同情該男而給予緩刑，但也因為有罪判決的緣故，進而讓該男被後續民事法院，判決賠償竊賊的父母數十萬元。以結果論，即便法官判決依法有據也輕判，但似乎與人們的生活與心理狀態有所脫節。

讓我們試著從該男的視野看待這件事：當我和孕妻在家中發現竊賊，竊賊不跑卻攻擊我們；此時的我，會意識到自己和親人會有生命危險。那這會有什麼反應？心理學指出，此時人體會分泌大量腎上腺素供應熱量與血液給重要的器官，進入戰或逃的狀態，以迅速、強力的姿態來面對危險──這時大腦最優先考慮的，只有生存或保護重要他人，而難以考量社會規範，更別提判斷防衛手段是否過當。

回到生活經驗裡，無論是親身經歷、看過他人發生肢體衝突或生命危險的當下，那時保護自己與他人都來不及了，哪有餘力思考防衛的手段與程度，甚至顧及加害人？要求在這樣的狀態立刻思考保護自己又顧慮加害人的行為反應，對於一般人來說，恐怕強人所難。

回到員警涉嫌違法毆打黃姓男子的事件。當黃男從家中散步出門，卻突然出現兩名壯漢邊罵髒話邊衝上來壓制毆打他；在他充滿驚恐與懼怕的狀態下，我們怎麼能期待黃男不反抗，並好好思考當下的反抗力道與方式，會不會讓該違法員警受傷？

同理被害人處境才能正確判斷

知名廣告台詞：科技來自於人性，其實法律也來自人性。有時法院被批評沒人性、酷吏甚至恐龍，正是適用法律時，沒有顧慮到當事人的置身處境與心理狀態，導致過度抽離人性、聚焦形式的邏輯思考。

而台灣司法忽略被害人的心理狀態，嚴格審視被害人對於正當防衛的主張，讓正當防衛難以成立，進而發生許多有爭議的判決，早已被詬病許久。

如林蔚名在 2016年發表的法律碩士論文《防衛過當之研究》中，即指出：「從我國實務的歷年實踐面向觀察，足可見法院忽視行為人的心理狀態，甚至進而偏重於過當結果的客觀面，大幅限縮免除其刑的適用空間。」因此，該文主張：與其寄望法院改變見解，並在個案注意到行為人的心理狀態，進而肯定正當防衛的成立，不如直接立法修改法律要求法官「應」考慮行為人的心理狀態，而達到合理認定正當防衛的效果。

再想一次，有人衝過來暴打你，你還有時間與腦袋考慮怎麼回擊才不會犯法嗎？

修法或許是一條漫長的路，從保護被害人、顧及被害人心理狀態及人情倫理的立場，誠摯希望司法實務在面對正當防衛時，同理被害人的感受、情緒與狀態，合理肯定正當防衛的存在，相信更能接近所謂「溫暖而富有人性」的司法。

改變，現在就可以開始，不用修法也可以。

【本次主筆】

紀岳良。

台灣首位身兼律師與諮商心理師，稀有法律心理人，關注人文與生死議題，積極參與安樂死運動，也是個被工作耽誤的饕客／料理人／運動人／啤酒愛好者。臉書請點「紀岳良律師&諮商心理師」。

【本文核稿】

網站主編，王鼎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