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推半就」就不算強制？ 校園性犯罪為何難以認定，為何追訴時效不夠用？｜公共倡議

校園本該是莘莘學子安心求學的環境，誰也不願意見其成為性犯罪的溫床。像是今（2024）年，社會新聞就爆出「高雄驚傳國小教師性侵學生長達 20 年」，更已有判決將有台版「熔爐」之稱的南投惡狼校長重判。

校園性犯罪中，最大的盲點是利用師生關係及年輕學子們的心智成熟度，使其陷入半推半就或勉為其難的困境，讓狼師因此得逞。這種情況下，目前台灣的法規，是否真的能有效遏止？就讓我們從下列案例，一起睜大眼來看吧！

「半推半就或勉為其難」若能拒絕，就不算強制？

17 歲的高中生小智熱愛寶可夢，為了準備備審資料，以利能順利推甄上嚮往的寶可夢大學，找上寶可夢權威大木教授，沒想到幾次會談後，大木教授開始傳情色暗示的訊息如：「我想看看你的大比鳥」、「下次讓你摸摸我的大岩蛇」，讓小智相當困擾與害怕。

（註一）

若被害人未滿 7 歲，則在我國實務見解上，對加害行為的認定，又會有不同方式。如為了讓 6 歲的安妮亞通過貴族小學的入學考試，父母讓她就讀號稱升學率超高的雙語幼兒園，老師以要一對一加強為由與她單獨相處，並以答錯題目要懲罰為由將手指放入她的下體，小安妮亞點頭勉強接受。在這個案例中，因為安妮亞是 7 歲以下的兒童，依照最高法院 99 年第 7 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因為未滿 7 歲的兒童是無行為能力人，沒辦法表達出自己的意願，因此對未滿 7 歲兒童性交均應該論以「強制性交罪」，且依照第 222 條第 1 項第 2 款「對未滿 14 歲之人犯之」加重之，追訴時效是30年。

後來，教授又以有重要的推甄訊息，一定要當面告知為由，將赴約的小智反鎖在研究室，並提出性交要求；表示自己的推薦信將對推甄非常有利。小智深怕沒有推薦信會錯失推甄機會，勉強點頭同意。這樣是否構成強制性交？

最高法院近來判決認為，要構成強制性交，只要使用了「違反意願的方法」，也就是對被害人施加「物理上或心理上」的行為，足以限制當事人意願、違反被害人意思，就會成罪。

（註二）

最高法院 109 年台上字第 4004 號判決、最高法院 113 年台上字第 1531 號判決參照。

這樣來看，大木教授反鎖研究室又提出推薦信的提議，確實已經足夠限制小智的自由意志；後續的發展，就會被認定是強制性交。此一追訴時效是從 17 歲起的 30 年。

不過，也有反對見解認為：從條文架構來看，強制的手段必須達到和「強暴、脅迫」相當的程度，也就是壓制被害人自由意志的「高度強制手段」。因此，大木教授固然反鎖研究室，又對小智做出推薦信的提議，多少影響了小智的意志，但他仍有機會拒絕性交的提議。

（註三）

亦有最高法院判決採此見解，認為權勢性交的情況是「陷入一定利害關係所形成的精神壓力之下，因而隱忍並曲意順從」、「利用上下從屬支配....使被害人意願之自主程度陷入猶豫難決，不得不在特殊關係之壓力下配合行為人要求」（參 103 年台上 3987 判決、107 年台上 1331 判決等）。

如果採前述反對見解，大木的舉動就不會構成強制性交，而會成立「利用權勢機會性交罪」──本罪的追訴時效是從 17 歲起的 20 年。

從上述案例討論，我們可以看到：認定有無「違反意願」之際，也會影響到成立的罪是強制性交還是權勢性交，進而在起算刑度跟時效上會差很大。

但是在「勉為其難的同意」、「半推半就的配合」下，認定被害人的意願是否被違反並非易事。就在去年，日本刑法剛好就針對這部分做出修正，台灣能夠參考嗎？

日本修法後，推出「不同意性交罪」

令和 5 年 7 月 13 日，日本修正了刑法（參日本刑法第 176 及 177 條）規定，將強制性交罪修正為「不同意性交罪」，刑度是 5 年以上有期徒刑。

所謂「不同意性交」，就是行為人在相對人表達不同意的前提下，或趁相對人因種種緣故（如酒醉、身心障礙、加害方之經濟社會影響力等）難以表達不同意，或行為人乘著「使相對人陷入難以表達不同意的狀態」之際，進而發生性行為的種種情形。

本次修法的亮點之一，就是把「加害方利用經濟或社會上的影響力，進而讓被害方產生憂慮」的情況，把原本歸屬於「權勢性交」的態樣，修法改列為成立「不同意性交」的要件之一。

另外，若與未成年人發生性行為，則依年齡，明文視為成立「不同意性交罪」。比方說，若相對人是未滿 13 歲的兒童；或者 13 歲以上未滿 16 歲，而加害方較長其 5 歲以上時，都會直接認定本罪成立。

最後，本次也修正了追訴時效。不同意性交罪的時效，從原本的 10 年延長為 15 年外，時效的計算方式也改變了──當被害人未滿 18 歲，時效會按受害時的年齡加長，相當於從被害人滿 18 歲成年時開始起算。

日本的做法，台灣可以借鏡的地方是？

第一點是意願的認定。日本將「不同意」的範疇擴大，具體包含了因「暴行、脅迫、身心障礙、酒醉或睡眠等意識不明狀態、無法完整表達不同意、意外或虐待陷入恐懼或驚愕、基於經濟或社會上影響力而衍生之憂慮」等，影響被害人自由表達意願的情況盡數納入，並將過往的「權勢性交」，也當成不同意性交的一種態樣。

簡言之，只要被害人不能自由表達「同意與否」，就有可能落入「不同意性交」的範疇。從修法方向來看，這很接近前述台灣最高法院的認定。

不過，台灣刑法還是有「強制性交」與「權勢性交」的區分；這麼一來，前述實務見解，就會限縮甚至架空權勢性交罪的成立。因為只要被害人的自由意志受到箝制，就會往強制性交的方向認定。

那麼，權勢性交罪，就變成只有「在被害人意願完全沒有受到限制下，利用權勢或機會發生性行為」才會構成，這在現實上似乎很難想像。

因此，要就是像日本那樣，直接把權勢性交納入不同意性交的範疇，或是維持目前立法體系，但要將強制性交與權勢性交之間，做出明確區分，並將刑度適當調整，法體系才能更加完善。

第二點則是時效制度的調整。此類案件的特點在於舉證困難、被害人易產生長期心理創傷，且多數案件都是在被害人「未成年」之際發生。

這表示，比起一般犯罪，被害人都需要更多時間來面對傷害。但我國目前的追訴時效，仍然是從「犯罪發生時點」起算，顯然沒有考量妨害性自主的被害人，是未成年人的情況。

（註四）

針對時效是否過短，目前大法官已受理案件進入釋憲程序，詳細論述可參蔡尚謙觀點：大法官受理 Metoo 案件，為兒少開救濟之窗。

論者亦指出，因為遭到性侵的被害人有創傷症候群，持續生活在恐懼之中，可認被害人精神狀態未除，犯罪仍有持續性，時效不應從性侵犯罪「行為時」起算。筆者認為，台灣在 2005 年修法後，已將時效調整較日本為長，不過仍應再考量妨害性自主案件的特殊性，參考日本將此類案件時效延長至從被害人成年起算，亦是值得借鏡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