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只剩台灣還有圖利罪？其他國家也是這樣嗎？

最近貪污很紅，而它在日常生活的表現有很多種。

舉凡收買籃球裁判讓其執法不公、老師核發本不應提供的分數、銀行行員審查公司貸款條件時，給予特別高的額度等行為。

歸納來看，只要某人為了自己或他人的利益，濫用職務上的權力，且損及他人應獲得的利益，就會是件需動用刑罰的事情。

而公務員掌管公權力，背後代表國家體制，如果每個人各司其職，可以實現更多便民政策；反之，若公務員意圖去創造自己或別人（如廠商等）的不法利益，勢必就違背了當時我們把權力付託的初衷。

因此，立法院特別制定了《貪污治罪條例》，法定刑度大多也是從五年開始起算，希望用重刑來遏止公務人員的違法行為，讓其免於金錢或其他不正利益的誘惑，維繫職務公正。

近日在柯文哲的「京華城風暴」中，檢調單位正在追查其是否有收受廠商的不法利益；一般認為，之後若無法順利查到金流，多半會以《貪污治罪條例》的圖利罪來追訴。

不過這也引發另一個爭議：這樣處罰圖利人民的行為，會不會讓公務員動輒得咎？其他國家也是這樣處罰的嗎？圖利罪還有存在的必要嗎？

其他國家是如何規定的？

日本跟德國，是我國法律最常參考的國家，而這兩個國家並沒有規定圖利罪。

從德國的刑法規定可以發現，他們重點在處罰「公務員違背信任關係」進而造成他人的財產損失──本質上如同我國《刑法》的背信罪。

（註一）

德國刑法第 266 條第 1 項規定：「對於因法律、官署委託或法律行為，得處分他人財產或使他人負有義務之權限加以濫用，或對於因法律、官署委託、法律行為或信賴關係應維護他人財產利益之義務予以違反，因而造成對應管理其財產利益者之損害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罰金。」而同法第 263 條第 3 項第 4 款規定：「公務員濫用職權為之者，處 6 月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這邊可以套用臺大薛智仁老師受訪時舉的例子。假設在德國發生以下情況：「市長發包工程，卻違法採取限制性招標，讓某廠商得標，且其決標價格高出市場行情。」

薛老師表示：此時因市長違背管控市府財產的義務，以高於市場行情的價格發包工程，損害公務財產，就可能會成立背信罪。

儘管德國沒有圖利罪，薛老師也進一步指出：2023 年 5 月，歐盟委員會提出「反貪污指令草案」，草案中建議「歐盟成員國應增訂濫用職權罪」──公務員若意圖使自己或第三人獲得不法利益而有違法行為者，應予入罪。

因此，等到「歐盟反貪污指令」將來生效，德國將有義務增訂類似台灣圖利罪的規定。

而在日本刑法典，以公務員行為為主的犯罪類型當中，包括了特別公務員職權濫用（致死傷）罪、特別公務員暴行凌虐罪等；可以看出這些規定，其實都是著重公務員造成其他人的身體死傷。

換句話說，日本也有避免職務濫用的規定。

反觀，如義大利、泰國，即有類似我國處罰公務員「違法圖利他人」的規定。

（註二）

1968 年義大利刑法第 324 條：「公務員對於主管之事務直接或間接圖利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 4 萬里耳以上 80 萬里耳以下罰金」、泰國刑法第 152 條：「有管理或監督公務職責之公務員，利用其職權圖利自己或他人者，處 1 年至 10 年有期徒刑，併科 2000 至 20000 巴特之罰金。」

2013 年，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舉行了公聽會，從會議紀錄顯示，除前述義大利與泰國外，法務部也指出：法國、西班牙、瑞士、西班牙等國也皆有圖利罪的設計。

綜合來看，圖利罪並非台灣獨創，國際上也沒有把圖利罪除罪化的趨勢。

我國為何設計圖利罪？

之所以要單獨設計圖利罪，是因為相關金流證據多半在交付期間銷毀，為了避免檢調單位無法確實掌握公務員收受不法利益的情況，讓檢調機關事後難以證明。

因此，《貪污治罪條例》就規定，如果沒有辦法證明金流也不要緊，只要公務員有明確違背職務的行為，且讓他人取得不法利益時，就可以用圖利罪來繩之以法，避免產生漏洞，這就是法律對於貪污案件的「截堵功能」。

而要成立圖利罪，也不是給人民好處就會觸發的。必須要公務員在「負責的工作內容」或「監督的工作範圍」下「明明知道」自己的行為會「觸犯法律」，還是堅持讓自己或他人取得「不法利益」才算。

而公務員自己到底有沒有「認識或知道」自身行為會違背法令，是法院最難以證明的部份。

換句話說，公務員實際上到底違背哪一條法律、命令或行政規則，一下很難判斷；由於機關內部的法律或行政規則多如牛毛，每個承辦的公務員能不能清楚知道他所做的行為有違反法令？或只是單純職權的裁量出錯？又或者只是公務員不小心處理失誤，並沒有想要讓其他人獲得利益的情況？在貪污治罪條例不處罰「過失犯」（也就是「不小心」做錯），這都是成罪的關鍵因素考量！

依照筆者自己承辦的圖利案件中，常見因檢察官於起訴時無法掌握公務員是否有收錢，只好轉而以圖利罪來追訴；把公務員與廠商兩者綁在一起，認為是公務員圖利廠商。

但是，檢察官還是需要更多證明，來判斷公務員是否為「故意便宜行事」。

否則，一般政府機關所要遵守的「命令與函釋」錯綜複雜，實際上也很難期待公務員在它職務範圍內，能夠通盤認識法令運作的邏輯；很多時候，由於檢察官無法充分證明公務員有「明知違法」的情況，只好讓法官做出對被告有利的判決。

簡單說，圖利罪的存在，並不會讓公務員動輒得咎！

結論

圖利罪的認定關鍵，檢察官需先證明公務員「明明知道」職務行為已經違反法令而仍然去做，作爲對方不法獲利的認定基礎，再去與被創造出來的利益連結，才有可能成立。

但因圖利罪的要件很難證明，各級法院、專家學者一直在找尋如何在不影響公務員辦事的前提下，解釋圖利罪的立法正當性，並說明刑罰加以預防公務員的犯罪可能性。法務部先前也做過統計，圖利罪起訴到法院的定罪率竟然不高。

由此可知，在法律規定不明確的情況下，法院對於圖利罪的認定方式也不盡相同，顯然圖利罪在實務上仍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

如果公務員沒有收取賄賂金錢，竟然就要被判處五年以上的重刑，許多學者也都呼籲有檢討的必要性，圖利罪制定五十多年來，在現代社會下是否仍須以此嚴刑峻法來規範公務員，往往令公務員無所適從，期許立法者能正視，設法修正才能更精準的讓公務員承擔應負的刑事責任，而非一概以圖利罪作為包著糖衣的毒藥。

【本文作者】

李侑宸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碩士、現為執業律師（華亞協和法律事務所）。

【本文核稿】

網站主編，王鼎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