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子毅｜台北城司法之路

吳子毅｜台北城司法之路

你去過法院嗎？國家權力的重心集中在台北城內，司法權亦然。以臺北城為基準，小小的城內存有司法院、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臺灣高等法院、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從憲法解釋到普通審理一應俱全。為什麼法院會如此集中於一地？今天我們來回顧歷史，找尋臺北城內司法之路。

清治

在「現代法」於日本時代傳入台灣前，司法審判依大清律例區分四種案件類型，而分由不同官府管轄。學者稱之為多層級的「一審制」[1]。於台灣慣習記事第一卷上第二號中記載，分有縣衙裁判、府衙門裁判、按察使衙門裁判及終審等四個審級。縣衙裁判及府衙門裁判的裁判官分別為知縣、知府。按察使衙門裁判依案件類型又分別由按察使、道臺及布政使作為裁判官。終審則可分為秋審及朝審，秋審始自總督巡撫之審問，以天子之親斷確定，朝審則由天子親斷[2]。

臺北城於1882年開始興建，歷時三年完工。沈葆楨於1875年上奏「台北擬建一府三縣摺」，清政府於1876年批准，設台北府，並添設淡水縣[3]。而後經1884 年之中法戰爭，清政府基於軍事及外交需求，將福建巡撫改為台灣巡撫，並令台灣巡撫常駐台灣（此即為常人熟知的「台灣建省」），由劉銘傳作為第一任台灣巡撫。而在建省後，本應設立布政使司及按察使司，但最後僅設布政使[4]。

至此，在台北城內同時存有布政使司衙門、淡水縣署及台北府署，在此三機關內，依大清律例分別行使審判。

淡水縣署位於衡陽路以北、重慶南路以南、武昌街以南，博愛路以東。約略位於現臺灣省城隍廟及城中市場。

台北府署則位於重慶南路、懷寧街之間。

布政使司衙門，位於武昌街以南、博愛路以西、衡陽路以北、延平南路以東處。約略位於中山堂（台北公會堂）附近，其中，師爺房最西邊間曾作為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的事務室與寢室，並設有「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御駐營之址紀念碑」。在國治時期，民政長官祝辰巳的銅像底座移至紀念碑處，上面再立有孫文銅像[6]。因此當我們到中山堂前廣場站在孫文銅像旁時，那位置就是布政使司衙門的師爺房。

日治

現在人們想到日本時代的法院，第一個想到的應該是現今的司法院。但是，日本政府當然也不太可能一入台就馬上建造了現司法院。因日本時代軍政時期法制較為複雜，以下以民政時期為主要論述對象。在「台灣總督府法院條例」頒訂後，預計運行三級三審之司法制度，並且規劃1高等法院、1覆審法院及13地方法院（後減為8地方法院）[7]。

高等法院／覆審法院一開始曾暫借大稻埕太平橫街的茶商家屋辦公[8]，依學者所考據的位置，高等法院／覆審法院應該是在現延平北路二段的功學社音樂中心。在1898年3月則移至城隍廟內[9]，此時的城隍廟位於延平南路與開封街口一帶。而1896年7月間，台北地方法院則位於台北縣廳[10]，台北縣廳即係前述台北府署，位於重慶南路、懷寧街之間。

1898年7月，「台灣總督府法院條例」改正，刪除高等法院，調整編制為1覆審法院、3地方法院、5出張所[11]。後來出張所的數量陸續修正，並增加登記所，然覆審法院及地方法院的數量不變。於1898年7月，第二代覆審法院開工，1899年4月20日正式開始執行職務，5月正式落成。此時的覆審法院即位於現今的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庭。

而1901年4月21日，第二代臺北地方法院也落成，即位於現今的臺北地方法院。現今的司法院土地則作覆審法院院長官舍使用，而現法務部所在地則作法院官舍，整體構成第二代覆審、台北地方法院建築群[12]。夾在愛國西路與重慶南路1段136巷間的建築群，據我推測，可能保有此段時期的脈絡。第二代覆審法院及臺北地方法院使用馬薩式屋頂的設計，與現博愛路上當時的其他建築構成了馬薩式屋頂建築軸線[13]。

法院內置有律師休息室對現代台灣律師來說似乎是自明之理。然從法院建築的歷史來看，仍有可論之處。建築學者稱為第二代覆審法院及地方法院群的建物群中，在覆審法院與台北地方法院間，有一獨立建物。這不免令人好奇此建物的用途為何。據學者考據，此建物為當時「辯護士詰所」，即律師辦公室。

為何律師辦公室會在法院外頭？對比第三代高等法院及地方法院（即現司法院）之配置，令人疑惑。原來，在1900年之前，台灣並無辯護士（律師），只有「訴訟代人」。而在1900年總督府以律令第5號頒行辯護士規則，於該規定第2條規定準用日本辯護士法[14]。自斯時起，台灣正式出現辯護士（律師），然而辯護士規則頒行後，覆審法院已落成，而地方法院也正在興建，未及納入法院中，因此在二者中間覓一空地建「辯護士詰所」。此一「孤置量體的獨存，是首批正式新興的西式法院即將為台灣人民注入新式裁判經驗的標記。」[15]

第二代覆審法院及臺北地方法院運作至1920年代，此時台灣總督府即現總督府已完成，該法院建築群被認為「原有的法院廳舍顯得『矮小貧弱』，加以構內樹木繁盛，降低廳舍『辨識感』。建材遭蟻害甚深。原有建物屬『危樓』，內廊下天井曾突然墜弱」[16]，不過學者認為，與其說是危樓，不如說是當時都市計畫的影響，因此有建造新法院的必要。

1927年「台灣總督府法院條例」修正，又恢復高等法院。第三代高等法院、地方法院合同廳舍於1929年3月22日動工，1934年4月9日竣工，同年10月30日舉行落成式[17]，由井手薰所設計，即為現今的司法院。由玄關前往二樓大廳的中央大樓梯，壁面使用花蓮出產大理石，係在台灣首次運用的紀錄[18]。至此，日本時代在台北的司法建物大抵完成。

國治

戰後，法院仍維持在現司法院內運作，或因使用需求曾增建一層。但日後仍不敷使用，因此在第二代法院建築群處，又「蓋回」台灣高等法院刑事庭大廈及台北地方法院。此外，在貴陽街上也蓋了台灣高等法院民事庭大廈，有趣的是，當時剪綵的陳定南部長曾「當場指責幾支羅馬列柱與整棟建築物不成比例，是『建築師的敗筆』[1]」。

在台灣高等法院民事庭大廈背後的最高法院，則是由建築師朱祖明所建。朱建築師在法院建築中，以台灣士林地方法院為代表，被稱為後現代主義式樣代表性建築[2]，但現在正門平常不開，要從後門進入，建築所欲傳達的理念也無從感受，在使用上確實也挺「後現代」。

在現台灣高等法院刑事庭大廈旁萊爾富及餐廳位置即貴陽街及博愛路交叉口上，則另有故事。該地於日本時代為書院町三丁目一番地，為台北法曹會全體會員所有的台北法曹俱樂部，台北法曹會則同意台北辯護士會將會所設置於台北法曹俱樂部內。

1945年11月22日，台北法曹會理事長高野正保簽署移交書將法曹俱樂部「木造平建屋一棟、磚瓦造平建屋一棟」移交台北律師公會。據許多律師前輩之口述，台北律師公會早期在博愛路上有一會館，即係指此。不過台北律師公會於戰後討回會館未果，因此再購置目前會館。前述「木造平建屋」可能係於1994年間拆除，而「磚瓦造平建屋」則可能在「蓋回」台灣高等法院刑事庭時拆除[21]。

附論：前往監獄

在林森南路與羅斯福路交叉口處有間信任快餐，現已歇業。這間信任快餐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不在食物，而是在這棟建築物中，竟然還長有一棵樹，屋主將其取名為「祥瑞」。在「祥瑞」旁邊，則是寧波東街9巷，與林森南路形成Ｙ字路。在台灣，Ｙ字路的形成可能是由於溝圳，可能是由於鐵路。然而林森南路與寧波東街9巷過去並無鐵路，雖有農田，但附近並無水路。那麼，寧波東街9巷是如何形成的？

從現在往前追溯，在台北市百年歷史地圖系統中，寧波東街9巷最早出現於1914年的台北市街圖。這時台北市已歷經市區改正，可以見到現愛國東路已經出現於地圖上。學者蘇碩斌形容台北市的市區改正是在空間統治「視覺化」的原則下，將道路截彎取直，那麼這條斜向道路為何仍然存在？

其實在1907年的台北市區改正全圖及1905年的台北市區改正圖中，確實可以看見當時日本政府係規劃將現寧波東街9巷的道路廢除。而另外在改正圖中更可以發現，原來寧波東街9巷過去可以一路貫穿現新隆國宅及中正國中直達台北監獄（台北刑務所）的門口。顯然這條路的形成與台北監獄息息相關。

但這又衍生出一個問題是為什麼是條斜路？這個問題在日治二萬分之一台灣堡圖中或可知道答案。台北刑務所原係由台北城內參府衙門修建而成，而因設備不佳，後於城外另尋他處。在日治二萬分之一台灣堡圖可以看到有塊打X的土地，此塊地即為台北刑務所的預定地。

當時因城牆尚未拆除，所以從南門出去後，沿著專賣局走到現南海路左轉直走遇到現寧波東街9巷就可以一路直走到台北刑務所。也就是說，寧波東街9巷是臺北城城牆還存在時所設計從南門出來後到台北刑務所最快的道路。

城牆拆除，這些城牆石部分被移作台北刑務所建設用，現僅餘部分城牆殘跡。而寧波東街9巷則見證了臺北城牆拆除前後的都市規劃。至於為何擬廢止的道路仍然存在，則可能見證了不管什麼政府，都市計畫都難以貫徹。

由北到南的台北城司法之路

綜觀法院建築演進過程，係由北到南，並隨著都市計畫的開展而更迭。其中，更重要的是政權轉移及法制改革對於建築的影響。台北城司法之路，實為台灣司法轉變的縮影。

註腳

[1] 王泰升，台灣法律史概論，三版，第66頁。
[2] 鈴木宗言，程大學譯，臺灣舊訴訟法，臺灣慣習記事（中譯本）第一卷上，第34至36頁。
[3] 莊永明，台北老街，第160頁。
[4] 河出圖社策劃，古地圖台北散步—一八九五清代台北古城，第18至20頁。（淡水縣署[1]）
[5] 河出圖社策劃，古地圖台北散步—一八九五清代台北古城，第45頁。
[6] 李瑞宗，臺北植物園與清代欽差行台的新透視，第134頁。
[7] 吳嘉真，台灣日治時期司法建築變遷研究，國立成功大學碩士論文，第2-12 至2-13頁。
[8] 吳嘉真，台灣日治時期司法建築變遷研究，國立成功大學碩士論文，第2-14、2-16、2-17頁。
[9] 吳嘉真，台灣日治時期司法建築變遷研究，國立成功大學碩士論文，第2-14、2-17頁。
[10] 吳嘉真，台灣日治時期司法建築變遷研究，國立成功大學碩士論文，第2-14、2-19頁。
[11] 吳嘉真，台灣日治時期司法建築變遷研究，國立成功大學碩士論文，第2-41頁。
[12] 吳嘉真，台灣日治時期司法建築變遷研究，國立成功大學碩士論文，第2-50、2-57至2-59頁。
[13] 凌宗魁，紙上明治村2丁目 重返臺灣經典建築，第14、20、22頁。關於馬薩式屋頂，可以參考，【台南】府城舊日時光 在台灣的故事第889集20171031，https://youtu.be/2tvJ948t5TE?t=25m8s
[14] 王泰升、曾文亮著，二十世紀台北律師公會會史，第21頁。
[15] 吳嘉真，台灣日治時期司法建築變遷研究，國立成功大學碩士論文，第2-83至2-85頁。
[16] 吳嘉真，台灣日治時期司法建築變遷研究，國立成功大學碩士論文，第3-31頁。
[17] 吳嘉真，台灣日治時期司法建築變遷研究，國立成功大學碩士論文，第3-34頁。
[18] 凌宗魁，圖解台灣近代經典公共建築，第93頁。
[19] 蘋果日報，陳定南批司法新廈貴，2004年3月9日，https://tw.sports.appledaily.com/daily/20040309/20771087/。
[20] 傅朝卿，台灣建築的式樣脈絡，修訂版，第233至235頁。
[21] 王泰升、曾文亮、吳俊瑩，追尋記憶中的台北律師公會會館—啟動律師業的轉型正義工程，律師法學期刊，創刊號，第36、48、49、52頁。